O（lympic）E（conomy）火花之三解“开门红”

——“实”话奥运系列之三

“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一句古老的柏拉图呓语，两种不同的情感蕴藏，三般深长的共鸣思量。在奥林匹克这一端，铿锵玫瑰激情绽放，2比1力胜瑞典女将；在世界经济另一端，美国央行再显平淡，加息“开门红”依旧让人望眼欲穿。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女足的以弱胜强和斗志昂扬点燃了中国奥运军团节节胜利的希望，而伯南克的徘徊不前和左右摇摆放大了全球通胀有效控制的困难。在冰与火的思想碰撞中，三点火花意味深长。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什么样的开始才能称得上好呢？对于奥林匹克而言，中国女足首胜之好，好在结果，好在时机，好在过程，好在内涵。就结果而言，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型战役初期，没有什么比一场酣畅淋漓的首战告捷更激动人心和鼓舞士气的了；就时机而言，在中国女足历经磨难之际战胜排名高于自己11位的对手无疑增强了重塑辉煌的底气；就过程而言，从领先到被追平到再度领先的跌宕起伏彰显了中国女足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就内涵而言，中国女足全场激情四射、信心十足和毫无畏惧的风格尽显中国奥运军团“天时地利人和”的主场优势。

对于欧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经济学的百花齐放意味着不同研究者对于好的判断标准也不尽相同，在笔者看来，所谓好，在于时机恰当、在于力度适中、在于言行一致。就时机而言，货币政策“转向”的开始既要及时、也要慎重，无论是“首次加息”还是“首次降息”，货币政策的趋势反转意味着政策制订者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判断本身构成了市场预期的风向标，深度影响着微观主体的风险定位和行为选择，并对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作用，因此盲目冒进的政策转向可能会成为放大风险的催化剂；但慎重并不意味着犹豫不决，在经济周期变化之际当断不断结果可能是错失良机。慎重与及时之间的平衡显然是时机选择的精髓，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近一年来的表现可谓大相径庭，次贷危机初期，伯南克选择了及时，连续大幅降息，而特里谢选择了慎重，一直按兵不动；近期全球通胀压力加大之际，伯南克选择了慎重，迟迟不肯加息，而特里谢选择了及时，果断提高利率。现在判断哪一种“平衡”才是时机恰当可能有些为时过早，但从目前欧美经济短期表现和金融市场对比来看，伯南克似乎稍逊一筹。

就力度而言，货币政策“转向”的力度大小反映了政策决策者对形势变化程度的判断，力度大小传递了趋势变化强弱的内部信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转向力度依旧是不尽相同，伯南克降息的力度较大，而特里谢新近加息的力度较小，前者透露出美联储的扩张性倾向，后者则表明欧洲央行的后续紧缩依旧充满疑窦。

就风格而言，货币政策“转向”是否言行一致反映了欧美央行在短期政策效果与长期政策信誉间的取舍，言行不一的政策风格可能会帮助央行收获“动态不一致”带来的额外收益，但为此央行的长期政策信誉将受到损伤。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风格同样也是各不相同，虽然都从6月初开始就反复强调控制通胀的刻不容缓，但只有欧洲央行将承诺迅速付诸于行动，美联储则在6月25日和8月6日连续两次放了市场鸽子，这意味着美联储政策可能更有助于增长复苏，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则更有利于维持物价稳定。总之，欧美货币政策的差异清晰可辨，究竟哪种货币政策的开始才是好，相信不需要很久，时间老人就会给出答案。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好的开始为何是成功的一半？对于奥林匹克而言，这包含着三层含义：之于一个单项赛事，良好的开端意味着前期准备的充分和状态调整的有效，不仅有利于运动员提高自信，还有助于缓解大赛紧张，这对运动员在后续比赛中把握节奏、发挥水平不无裨益；之于一个参赛代表团，良好的开端带来的“鲶鱼效应”不容忽视，不同项目选手间的相互激励将提高整个军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之于赛事东道主，良好的开端令人振奋，开门红将点燃每个参与者的激情，增强民族自豪感，甚至为整个经济体融入全球化浪潮增添信心。

对于欧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好的开端之所以能够成为成功的一半，在于时机恰当、力度适中和风格严谨的政策转向传递了三层信息：一是政策制定者对形势变化的判断是较为迅速和准确的，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的市场信息搜集能力较强、形势判断经验丰富、学术研究能力卓越；二是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过程较为顺畅，这意味着政策制定部门能够根据形势判断迅速消除内部分歧形成一致决策；三是政策制定者的功能定位十分清晰，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对其政策效应的显现领域和在政策搭配中的长期作用理解甚深。这三层信息实际上构成了央行独立性、透明度和有效性的主要内涵，是货币政策减小经济波动性风险的保障。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是的，好的开始仅是成功的一半，而非成功的全部。对于奥林匹克而言，坚持不懈是做到“更快、更高、更强”的必要元素之一。在奥林匹克历史上，有太多功亏一篑的遗憾，比如四年前的雅典，男子3×40步枪决赛中，美国人埃蒙斯在领先3环的巨大优势下神奇地将最后一枪打在了别人靶上，痛失金牌；男子跳水三米板决赛中，中国的王克楠和俄罗斯的萨乌丁在最后一跳接连出现致命失误，最后希腊人意外收获了金牌；女子4×100米比赛中，美国女飞人琼斯甚至没有将接力棒传到队友手中，强大的美国梦之队连比赛成绩都被取消了。

对于欧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再好的货币政策转向开端也只是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多项政策目标的一小部分，保持货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是一门长期艺术，往往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未能有效区分经济短期波动和经济周期变化；二是未能保持对维持物价稳定这个核心问题的持续关注；三是在长期中不由自主地过多偏向增长目标进而形成通胀倾向；四是政策力度甚至是政策方向的变化过于频繁；五是政策制定有失长期规划；六是政策独立性缺失进而影响政策的长期有效性。

总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中国女足的首战告捷令人鼓舞，在为中国奥运军团加油助威的同时，我们也在静心等待，全球通胀压力不断加大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紧缩周期的一个“好的开始”。奥运加油，伯南克加油！

最没悬念的撑杆跳和最有悬念的油价

——“实”话奥运系列之二

风云诡谲的世界经济，变幻莫测的奥运盛会，不确定性有如一缕金丝，串起了两种全球化的非凡魅力。鲁宾说：“关于市场，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于强手如云的北京奥运同样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确切预知303枚金牌最终将花落谁家。不过有意思的是，“不确定性”也能排序，那么，哪个项目的金牌归属最没有悬念呢？

有人说是男篮，美国“梦八”虽然阵容华丽，但尴尬的历史难免让人担心科比们会马失前蹄；有人说是女乒，中国玫瑰虽然实力超群，但激烈的内部竞争让女单争夺充满变数；有人说是男网，费德勒虽然名声显赫，但纳豆和小德们的虎视眈眈也让人不禁为老天王捏把汗。其实更多人可能都会说是女子撑杆跳，26岁的俄罗斯名将伊辛巴耶娃让这个挑战地球引力的项目变得没有太多悬念，7月30日的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摩纳哥站比赛中，伊娃第23次刷新世界记录，将人类女性远离水平线的距离提高到了5米04。

这使人不由想起了1956年、1960年和1964年的澳大利亚女飞鱼弗雷泽，39次打破世界记录的辉煌让当时的女子100米自由泳变成了一个人的精彩。不过奥运会过去没有，相信现在也不会由于弗雷泽和伊娃的独步天下而黯然失色，一支独秀的她们并非没有对手，她们挑战的是她们自己以及人类的极限，这种挑战同样令人心醉。44年前，刚刚从车祸阴霾中走出的弗雷泽在收获金牌的同时改写了世界记录，44年后，伊娃会代表人类飞过比5米04更高的横杆吗？

毫无疑问的是，伊娃有这个能力。从以前的一个赛事录像看，伊娃成功飞跃的瞬间，她的腹部距离横杆还有接近15厘米的距离，这使很多人相信伊娃完全可以把世界记录提高到5米10以上。但伊娃却一直用“积小步”的方式一次1厘米地提高记录，由于不同时机不同赛事破世界记录的奖金不尽相同，一些批评者直言不讳地声称“伊娃的私欲决定了世界记录”。

不可否认，伊娃破纪录的方式的确包含有金钱利益的重要因素，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货币因素并不具有决定力，真正左右世界记录走向的是伊娃的实际能力。如果没有实际能力，再有私欲的伊娃也无法改写记录，伊娃只不过是利用这种实际能力最大化利益而已。

实际要素和货币要素，谁才是本，谁才是基？这不仅是一个撑杆跳问题，同样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济问题。同伊娃连破记录一样，国际油价最近的出位表现同样引人瞩目，从去年末的92.4美元/桶，到7月初的145.86，再到7月底的121.88，上涨57.86％和下跌16.44％同样风驰电掣。风云突变之中，谁才是油价过山车的真正推手？这无疑构成了市场关注和热议的焦点。

在阴谋论、战争说流行的当下，很多人将弱势美元或投机势力视作油价大起大落的根源。由于大部分种类的油价都是用美元标价的，所以美元币值的变化的确和油价变化息息相关，在油价先升后降的时间段，美元也先升值了6.79％后贬值了0.74％，但影响力并不意味着决定力，美元升贬的幅度和油价波动的幅度显然相去甚远，而且数据显示，相比前一阶段美元贬值在油价上涨中的作用，后一阶段美元升值在油价下跌中作用明显更小，而实证研究也表明，长期中美元汇率对油价变化的解释力也较为有限。

至于投机势力左右油价的说法，当没有一个解释的时候这可能是最好的解释。因为对于投机活动的监测和对于投机交易的统计都是高难度动作，所以衡量投机势力作用大小的规范研究往往无法给出一个全然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一个模糊的结论作为一个搪塞的借口再合适不过了，虽然找借口的人无法给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怀疑者同样没有数据和事实来有力反驳。可以肯定的是，投机势力的确在油价波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将其定位为油价走势的决定要素却有待商榷。在笔者看来，投机因素不能成为决定要素的原因在于投机活动的本质，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功能，投机活动可以追涨杀跌，放大波动，却不能制造趋势变化本身。

能够决定趋势变化的，只能是来自实际供需两方面的实体因素及对这些因素的预期，比如石油储量的增减和分布，石油供应的总量和渠道，石油需求的总量和结构等等。前一阶段油价长期上涨趋势的根源在于石油储量的下降和供不应求局面的加剧，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原油探明储量为1.238万亿桶，八年来首次下降。后一阶段油价短期下降趋势的根源在于可预见将来需求的萎缩，近期的“两房危机”加大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IMF预计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4.94％降至3.73％，而笔者发现，在过去28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的状况出现过四次，而每一次都伴随着油价下跌，因此在增长预期大幅放缓的2008年油价发生短期大幅回调情有可原。

就像决定伊娃会否创造撑杆跳世界记录的关键在于实际的个人能力一样，决定油价趋势变化的根源在于实体因素，汇率、投机等货币因素的作用在于放大了波动，而非创造波动方向本身，只是有时候，过大波动造成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趋势变化的影响，所以充分洞察货币因素也十分必要，而用计量方法有效分离出实体因素和货币因素，更是把握油价变化中“价值规律”的关键，当然，这并不比伊娃越过高高的横杆轻松太多。

OE火花之品味包容

——“实”话奥运系列之一

2784年前，多利亚人克洛斯气喘吁吁地跑完192.27米，戴上了唯一一顶由月桂、野橄榄和棕榈编织的花环，当时的人们绝对无法想象，数千年后将需要编织超过300顶花环才足够褒奖人类速度、力量、技巧与合作的颠峰之美；114年前，12个国家的79名代表决定成立国际奥委会，当时的冷嘲热讽者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百年之后奥林匹克将成为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普天同庆的节日；108年前，11名勇敢的无名女性出现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的男人们可能不曾想到，24年之后奥林匹克将不再是只有唯一性别符号的竞技场；95年前，50岁的法国人顾拜旦用蓝、黄、黑、绿、红五环描绘出现代奥林匹克的精神，当时的他一定知道，每一个民族都能在五环中找到自己图腾的颜色；现在，北京奥运正激情唱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我们也深深感悟到，海纳百川的“包容”照亮了奥林匹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我看来，奥林匹克的包容不仅仅是对民族多元化、项目多样化平等的接纳和融合，还是对差异化“比较优势”无私的承认和包容。当博尔特用9秒72挑战地球离心力的时候，奥林匹克包容了黑人运动员在爆发力上的比较优势；当伊辛巴耶娃用5米03远离地平线的时候，奥林匹克包容了俄罗斯选手在撑杆跳上的比较优势；当王励勤们雄心勃勃欲包揽男乒金牌的时候，奥林匹克包容了中国运动员在国球技巧上的比较优势；当科比们摩拳擦掌欲称霸男篮赛场的时候，奥林匹克包容了NBA球员在篮球运动中的比较优势。认可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奥林匹克彰显了“重要的是参与，而非结果”的体育精神，包容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奥林匹克体现了“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进步”的全球化内涵。

然而，在全球化的另一个舞台，这种“包容”正在模糊，正在消散，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放缓和国际金融动荡让猜忌、责难甚至怨恨如潜流般涌动。面对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的事实，很多人都在埋怨美国从次贷前4.9％到次贷后0.6％和1％季度经济增长的蹦极；面对全球通胀指标全盘飙升的现状，很多人都在数落伯南克，甚至是格林斯潘的不是；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紊乱不安的状况，很多人都在抱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失职；面对局部金融危机出现可能性的加大，很多人都在不满越南和泰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过高波动性；面对油价忽高忽低的过山车行情，很多人都在声讨国际资本投资或是投机的罪责。

也许，人们可以将经济周期的变化作为“包容”缺失的理由，但这并不令人信服。在抛出种种“阴谋论”或是“威胁论”之前，很多人似乎已经忘记，包容差异化的“比较优势”正是全球化内涵之一。美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地位、欧美经济在世界经济中首屈一指的分量、美元资产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较大比重、欧美财政货币政策外溢性的潜在特征、国际资本流动在资源价格决定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波动性中的主要构成不仅是历史沿革的产物，更是全球化本身的一部分，承认这种差异化比较优势的存在，是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管理全球化风险、把握全球化机遇的不二前提。这就象认可并了解不同民族在不同项目上的差异化比较优势，是走向并融入奥运大家庭的基础一样。

对于奥运或者世界经济，差异化比较优势可能会带来些许争议，但更重要的是，包容这种差异化比较优势也曾经、并可能继续带来更多共同利益，并有助于整体未来的和谐发展。之于奥运，差异化让人类在“更高、更快、更强”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共有瓶颈；之于世界经济，差异化作为现有制度的较好安排有力保障了风险规避和共赢；之于两者的未来，包容将促进各民族取长补短、拉近距离，并将为世界经济未来的均衡化发展积聚潜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是奥运精神的体现，更是我们理解并走出现在世界经济迷局的必要元素。

弱势美元恶化中国金融生态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美联储 3月16日晚调低再贴现率25个基点的惊弘一笔迅速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无边愁绪。在市场深度担忧美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美元汇率进一步滑向历史深渊，3月17日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一度跌至70.698，美元兑欧元走上1.5904，日元兑美元则落至95.78；受“美金”加速疲软的影响，“黑金（石油）”价格在3月17日飙升至111.42，而“黄金”价格也上涨至1032.7。

虽然布什和保尔森依旧在麻木老套地宣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但这种谎言式的论调似乎已经无法激励落寞的市场信心，甚至有越来越多地市场人士将之视为政策层“不敢直面事实”的又一层利空。无论如何，就像过去30年中一贯表现的那样，美元正在贬值，而且现在的贬值在多个方面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是一轮全面的、有物质基础的、恰逢危机时刻的、持续的、但又无法在短期内构成美元危机的贬值。这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元贬值已经变成美国经济对外辐射周期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次贷成本的重要方式，而短期内由于美元危机的爆发缺少时间和制度性底蕴，世界经济不得不忍受弱势美元带来的刺痛。

一直以来，由于中国资本项目尚不开放，市场人士倾向于认为：“次贷风波对中国的警示意义大于实际影响”，但随着事态发展，在美国经济大幅放缓带给中国出口较大压力的同时，弱势美元正通过三种渠道对中国金融生态形成负面影响。而且，鉴于金融风险传染比之实体经济冲击更为快速，弱势美元对中国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形成的影响甚至更为直观、紧迫和深远。

首先，弱势美元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结构优化。在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指导下，近三年来中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进不断减小汇率失调的扭曲效应。但弱势美元加剧了汇率结构内部失衡问题，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6.9％，对日元升值2.44％，对欧元贬值3.75％，如此迥然有异的差距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均衡汇率的变化趋向。虽然人民币汇率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但美元汇率与人民币汇率丝丝缕缕的联系依旧较为紧密，美元的跌跌不休实际上为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双边汇率有效决定形成了制肘，带来了汇率市场整体的信息失真。在次贷风波给欧洲经济带来不对称滞后影响的背景下，欧元区不仅遭遇增长瓶颈和通胀压力，还面临着货币一体化进程受阻的潜在可能；日本则由于政治波动和出口乏力邂逅了近年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困境，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依旧稳健有力，但汇率作为经济纽带并没有折射出基本面的真实比较，3月17日，人民币对欧元走上11.17（CNY/EUR），较年初10.66贬值4.78％，人民币对日元走上7.26（CNY/100JPY）,较年初的6.53贬值11.18％。弱势美元加剧了人民币对美走强、对非美走弱的汇率结构失衡，这不仅增加了人民币来自于欧洲的压力，还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中国汇改稳健有序的步伐。此外，对非美货币贬值虽然给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形成了助力，但鉴于美元超跌背景下全球外汇市场的高度波动性，这种多元化路径较为脆弱，一旦欧元价值理性回归，中国贸易很可能在结构反复中遭遇更复杂的汇率风险。应对弱势美元对汇改金融生态的恶化，中国货币当局需要在加快升值速度或加速制度改革间进行权衡，无论哪种抉择，对于中国汇改三性原则的把握都是一种挑战。

其次，弱势美元可能冲抵中国货币政策效果。汇率对全球物价稳定的结构效应很容易被市场忽视，实际上这却是决定各国货币政策互动、通胀成本分摊的重要因素。自次贷风波爆发以来，美联储为挽救市场信心、缓解信贷紧缩、刺激经济增长连续大幅降息；而与此同时中国货币当局为应对经济增长由偏快向过热转变可能加大和通胀压力渐增的风险，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搭配进行了一系列紧缩操作。目前大部分市场人士都将目光聚集在美联储政策冲抵次贷影响的作用发挥上，实际上，无论伯南克的宽松政策能否挽救美国经济，其外部效应都不容忽视。从两国物价指标的最新数据来看，弱势美元为通胀风险的国际转移创造了渠道。3月14日公布的美国2月CPI环比不变，同比增长4.0％，均低于预期水平；而之前3月11日公布的中国2月CPI同比上涨了8.7％，创10多年来的月度涨幅新高。根据3月12日公布的中国金融数据，2月人民币新增贷款2434亿元，同比少增1704亿元；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15.73%，比去年末和1月分别下降0.37和1.01个百分点，“紧信贷”政策已经初显成效。但对货币供应闸口的掌控并没有有效抑制中国通胀加剧的势头，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正在于中国通胀中包含了许多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弱势美元引发了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飙升，点燃了全球通胀的火焰，恶化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外部金融生态。美联储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通胀这个货币现象，而中国一系列紧缩货币政策却未能抑制物价上涨，如此政策迷局的形成正是由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弱势美元向外而非向内释放了通胀风险。走出迷局，更多的政策国际协作势在必行，而这对于身处新博弈环境中的中美货币政策调控者而言都是一种全新挑战。

最后，弱势美元不利于中国资产价格的理性形成。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基础结构的脆弱，资产价格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而弱势美元通过四种渠道给中国市场带来了潜在冲击：第一，弱势美元通过汇率渠道减小了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空间，使得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日益缺乏强劲的物质基础；第二，弱势美元通过打击经济信心给欧美股市造成了较大拖累，而国际联动性不断增强的中国市场也受到了跨界传染；第三，弱势美元通过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给中国市场带来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的风险，弱势美元背景下，缺乏稳定投资场所的全球资本在差异度较大的各类市场频繁出入，中国房市和股市作为潜在机会较多的新兴市场一直受到国际资本的高度关注，虽然资本项目未全面开放的制度格局限制了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数量，但却潜在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使得中国资产价格形成受到更大不确定性的影响；第四，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弱势美元对中国金融生态的恶化作用给中国政策调控带来了些许挑战，制度性变化的可能发生给国际投机势力冲击中国市场提供了一些激励，而这给中国资产价格未来理性形成蒙上了阴影。

总之，弱势美元正向外输出金融风险，无论这是美国刻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中国都应该保有未雨筹谋的审慎姿态。就像数十年前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言：“可以说是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自己的”，在弱势美元恶化中国金融生态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用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应对国际挑战。

经济自由的均衡之思

——改革开放而立之思系列之一

时间用记忆的细线将一个个瞬间编织成永远，有的时候我们只有奢侈地驻足凝思才能将拆下的瞬间定格为永恒。“三十而立”似乎就是一个放飞思绪，从过去窃来火种点亮现在或是将来的绝好时机，以至于在2008这个改革开放而立之年，连习惯慵懒的我也有些按捺不住了，迫不及待地用指尖敲打下这断离的而立之思。

而立之思并非而立之感，未及而立之年的我不可能对这三十年气势辉煌、跌宕起伏的改革历程有多么真切的亲身实感，青涩的思考虽然没有厚重的质感，但却在努力寻找那份成长的共鸣。孔子说，三十而立“立于礼”，所谓礼者，外制于规，内敛于已，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一条于外合乎世界潮流、于内遵循自我约束的和谐崛起之路。拙笔粗记丝丝缕缕的而立之思正是希望从不同的视角阅读这个改革开放之“礼”。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土壤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三十年，而立之思的开篇自然聚焦于市场经济的灵魂：经济自由。正是三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打开了束缚经济自由的枷锁，看不见的手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展现出引导有序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魔力，中国经济增长才演绎出一段震惊世界的东方神话。

在1978到2007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有15个年份达到两位数，3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85％，与宏观经济飞速增长如影随形的是人民收入的与日俱增，以1978年为基期，2007年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973％，就像西方经济学家在学术论文中写道的：“没有哪个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比中国近几十年做得更多”。在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背后，经济自由日益彰显。根据弗雷泽研究所从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及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五个维度的估算，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从1980年的3.93上升至2006年的6.3，60.3％的增幅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一个成熟、自信、和谐的中国经济正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经济自由浪潮中，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1738亿美元，是1981年440亿美元的近50倍。

虽然这里无法用经济学的实证范式在中国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之间搭建一个严谨的因果桥梁，但贯穿于斯密、萨缪尔森、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巨匠不朽思想中的自由火花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春风吹拂，中国经济百发齐放的灿烂辉煌就不会如斯真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让经济自由思想与经济学得以鼓吹其自身科学性的基础——均衡思想在东方摩擦出些许火花。

第一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比例均衡。虽然在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市场本位，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的代言人名单上有许多星光闪耀的名字，但就像罗曼罗兰所言：“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中国改革开放中对市场与政府主导比例的不断调整就像是寻找黄金分割点的经济试验，给关于自由与约束经久不衰、此起彼伏的争论找到了一条相互融合、相互妥协的均衡思路，即以市场为主导解决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以政府为补充解决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蕴含于改革开放“白猫黑猫论”中并经受住实践经验的这种比例均衡思想对于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化困惑也不无裨益，实际上就像德布鲁在50年代中期的研究结果所示，完全自由且不受约束的市场并不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而70年代的美国滞胀及其后无数次的西方经济动荡也表明，相机而动的政策调控有时不仅不能优化资源配置，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来源，在两个极端间寻求自由与约束的均衡则需要对经济自由的辩证认识和对政府调控的谨慎运用。

第二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稳健有序和成果斐然意味着，弘扬经济自由就像是农耕播种，踌躇不前不可能收获春花秋实，而好大喜功也只能品尝拔苗助长的苦果，惟有寻求一种不温不火的速度均衡才会结出累累硕果。而把握速度均衡的关键正在于认清自身管理和应对经济自由内部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审时度势，有先有后、有急有缓地分部门、分行业、分地区播种经济自由，有效满足市场合理竞争诉求，审慎对待外部加速开放压力，才可以在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改进的同时，避免重蹈“华盛顿共识”下部分国家激进改革失败的覆辙。实际上，这种饱含张持有度、过犹不及东方哲学的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思想对于其他转轨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弥足珍贵，追赶西方列强之路无法一蹴而就，就像歌德所言：“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生活和自由，假如他每天为之切实奋斗”。

第三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层次均衡。经济自由并不单薄，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配置的合理导向；在中观层次上表现为企业经营的自主抉择、自由竞争；在微观层次上则表现为普通个人的自由创新、个性彰显。不同层次的经济自由彼此交织、相互影响，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实现层次均衡的关键就在于深化制度改革，以法制性的基础建设理顺经济自由的层次影响。就像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通过培育现代金融市场、推进银行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来规范宏观经济自由；通过引导建立产权明确、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内控有序的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中观经济自由；通过创造条件鼓励普通个人增强学习、不断创新、自由发展来规范微观经济自由，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闪现出实现宏微观和谐发展的层次均衡思想。

第四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分布均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表明，经济自由相对于区域和财富的分布均衡是经济实现长远稳健发展的关键。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自由差距有序减小，经济自由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均衡保障了资源配置由局部有效向全局有效的趋近。而通过“先富论”对“先富带动后富”的不断强调，经济自由对减小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就像《法国国民公会宣言》中所言：“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和谐观念的不断彰显避免了由于区域发展程度不同或是个人财富水平不同而带来的经济自由界限模糊和可能冲突，使得社会强势群体有序成为经济自由全面化的促成者而非践踏者。

雨果在他的名著中写道：“社会的繁荣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而立之思中经济自由的均衡内涵使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正在微笑着拥有这一切。

盘根错节的中国汇率与出口

——中国经济之经济学悖论之五

“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他必将会以疑问而告终；但是，如果他甘愿从疑问开始，他将以肯定而告终”（培根）。如果我们用习惯性的肯定目光看待“汇率升值刺激进口、抑制出口、改善顺差、恶化逆差”这句处处可见的理论常识，可能我们很快就会在与中国现实的对比中产生疑问：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贸易之间似是而非、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到底和理论相差几何？

一个简单的直觉就是，自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着稳健升值的步伐，但同期中国出口依旧是红红火火，似乎与理论相去甚远。很多数据也给这种直觉提供了支撑，根据 2008年2月22日发布的央行《2007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6.9％，同期出口增长25.7％，进口增长20.8％，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较2006年增加了847亿美元，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对中国出口形成有效制约，以至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而且从最新数据的纵向对比来看，这种悖论更加匪夷所思，2008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加速升值，从月初的7.2996到月底的7.1853，单月升值了1.566％，而同期中国出口增速却从2007年12月的21.7％上升至26.7％，大大出乎意料。

“铁一般的事实是不会给金子般的幻想让位的”，中国出口就像一匹疯狂的野马，完全挣脱了理论桎梏，豪放不羁地奔驰于国际市场。该如何解释这种“中国特色”式的理论偏离呢？实际上，强调中国出口和人民币升值各自趋势的独立性和内生性等于虚晃一枪似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从出口和汇率两者之间的纽带联系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残断的思绪。

第一，从出口结构看，悖论中也藏匿着些许理论碎片。由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美元贬值有点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在美元对大多数币种全面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大论调中的结构因素就异常耐人寻味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对欧元和英镑却在贬值，鉴于中国出口结构中美国相对地位的有所下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出口抑制作用一定程度上被对欧元和英镑贬值所带来的出口刺激作用所抵消。从2008年1月的中国出口结构看，中国对美出口环比下降，对英出口环比上升，与汇率结构相结合，实际上在局部并没有偏离经典理论。

第二，从出口供需看，出口与汇率的联系路径并不单一。经典理论从需求角度强调了出口和汇率相互联系中的货币效应，由于美元相对人民币的货币价值下降，所以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受到了些许打击。实际这并非唯一的路径，作为人民币升值的另一面，美元贬值降低了美国消费者长期中的财富水平，这种财富效应使得消费者需求向低端商品倾斜，给中国廉价出口商品带来了更多商机，华尔街中就正在流行这样一句话：“好吧，我们买不起房子、车子，但我们可以买更多别的，比如中国衣服”。而且，只强调需求未免有失偏颇，从供给一面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而言并非全然只有挑战，中国出口在长期发展中存在重量不重质的诟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出口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这实际上间接提高了中国商品的核心价值和长期竞争力，为出口长期增长提供了助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也相应迫使中国出口企业增强了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出口价格上调的趋势也给中国舶来品突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设立的反倾销壁垒提供了帮助。

第三，从出口方式看，出口的汇率敏感性不尽相同。就理论和实践而言，贸易链条越长，其中一个环节的汇率敏感性就越低。中国出口方式的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这限制了整体贸易的汇率敏感性。此外，由于名义工资在短期内具有刚性且中国劳动力市场富裕，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工资成本受汇率影响较小，对于进料加工出口和来料加工出口而言，虽然人民币升值缩小了盈利空间，但这种负面影响可以部分通过扩大出口量来加以缓解，这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倾向。

第四，一些特殊因素可能扭曲了汇率与出口的关系。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并存只是一种来自于名义数据的判断，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失调对出口的真实影响更加值得深入考究。汇率失调描述的是名义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均衡汇率则是反映一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时的实际汇率水平，从中国2007年11.4％的实际GDP增速、中国资产市场的价值增值和中国利率水平的不断上升来看，人民币均衡汇率很可能在过去一年里持续上升，而同期人民币汇率失调的改善幅度则可能比名义汇率升值的幅度要小，这实际上至少意味着真实汇率要素对中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中国市场机遇凸现的背景下，各种国际游资对中国市场各种渠道的渗透有可能影响了中国出口数值的真实度。这两种特殊因素也许起到了扭曲出口和汇率关系的潜在作用。

这种中国特色的存在，意味着人民币未来可能的更大幅度升值也许并不会给中国出口带来过大打击，而鉴于美国经济衰退在长期中可能性较小，我们似乎有理由减轻对中国出口在次贷风波后的过多担忧。就像英国政论诗人弥尔顿在1644年所说的：“理论就像是河流，如果它不是源流不断的话，就会变成令人作呕的由一致和传统所构成的泥潭”，如果我们从怀疑经典理论开始重新审视出口与汇率的关系，也许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略显肯定的结果，那就是中国出口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姚明脚踝般脆弱。

强势美元？弱势美元？

人们经常会说：人生如戏。实际上，光怪陆离的经济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会毫无保留地相信所见所闻之真实，但往往却忘记了视觉和听力的范围有限；我们会有理有据地依赖常识判断之精确，但往往却忽略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背离。遗憾的是，我们的偏听偏见，我们的刻板逻辑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中成全那些善于攻心者的精妙算计。所以莎士比亚会说：“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都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

强势美元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美元去标价石油，在国际商品市场和各国商家议价交换，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各类产品交易，或许我们已经潜移默化地被布什、保尔森、伯南克、甚至格林斯潘的“强势美元”论调所同化，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看上去很是“强势”的“世界货币”正在悄然无声地以贬值方式虹吸着全世界的财富。姑且不论美元的“含金量”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大幅下降，就在新世纪这短短七年中，美元币值也没有真正坚挺过，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不断创下74.484的本世纪新低。如此表里不一的强势美元是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货币骗局”？也许答案并不像某些“阴谋论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次级债风波”之后一度入主花旗集团的美国前财长鲁宾曾经天才地创造了一句经典货币名言：“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也许这句饱含美国民族精神的话语对美国经济，乃至美国社会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就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或是里根的“伟大的美利坚应该从事与自己相配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从鲁宾到萨莫斯，到奥尼尔，到斯诺，再到保尔森，这句名言的思想和内涵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变化。而转变的核心就在于强势美元定义的深化。

什么是“强势美元”？也许大多数人碰到这个本质问题都会有些茫然无措，原因很简单，强势美元并没有标准的定义，有的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给出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强势美元概念本身就是动态的、相对的。

从历史演化来看，强势美元的内涵在结构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在价值，表现为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市场汇率升贬；二是内在价值，表现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即在国际支付体系、国际清算体系、国际标价体系、国际储备体系中的硬通货形象。随着美国经济基本面的跌宕起伏，强势美元的内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内在价值相对重要性的提升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到保尔森和伯南克这里，也许强势美元的外在价值即将进一步淡化。强势美元在此时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揣测为“美元市场实际汇率长期处于或高于潜在的均衡水平，相对于其他币种则没有较大程度的比值下降，美元依旧是国际市场上最值得信任、最富有吸引力的货币”。这个强调“均衡汇率”基准，强调内在价值的概念应该说是符合两位政策新巨头的背景和偏好的，他们都是务实的、理论知识丰富、专业能力过硬的领导者，不会像一些前任那样言“强”而不知何谓“强”。

如此理解强势美元，美国政要不断强调强势美元的用意就能够被深入洞察了。在美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弱势日益彰显之际，不管用何种理论体系和实证方法估量均衡汇率水平，大多总是能得到逐步下跌的趋势预测。此时强势美元的外在价值就在于避免大幅贬值的出现，将均衡汇率走弱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适当减小，这对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控制，对于美国外需经济拉动力的增强都不无裨益。与此同时，强势美元的外在价值在于通过重申“强势美元”论调和进行相应的缓冲性外汇市场操作，来继续维持和增强美元的主流货币地位，这对美国吸收国际资本的金融助力，对美国刺激性赤字财政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信心的维持和激励都不可或缺。毫无疑问，在经济周期发生趋势变化的宏观背景下，这种内涵结构同步变化的强势美元的确是符合美国利益。至于现下美元市场汇率跌跌不休的现状，可能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会演化为美元的彻底崩溃，至少我们已经看到美元在12月初的些许反弹，有理由相信，短期内美元并不会进一步滑向深渊。

所以，布什、伯南克和保尔森不是皮诺曹，他们没有说谎，对汇率形成中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强调，和“强势美元是符合美国利益”之间的相互融合需要我们重新深化理解强势美元的结构内涵。正如法国作家法郎士所言：“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只是空洞的声音，如果你不了解它们”。

伯南克：失去了节奏？

伯南克和格林斯潘有何不同？胡子、眼镜、书生气这些特征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两人最大的区别其实在于格林斯潘更有节奏感，因为他组过乐队，吹过萨克斯，这一点在伯南克的五番降息秀中表露无遗。 1月30日，美国四季度各项重要数据新鲜出炉，0.6％的实际GDP增长季环比年率再一次让经济学家们羞愧不已，此前他们的预期中值为1.2％。其实在07年三季度4.9％的增长率放出之时，市场就意识到四季度会为透支的华丽数字埋单，只不过很少有人想到会有0.6％这么寒酸，上一次美国经济季度增幅低于1％还是在01年四季度，那时候美国人正为911黯然神伤而忘记了消费。

这一次让山姆大叔不知所措的灾难是次贷危机，而他们忘记的是投资。四季度美国实际投资负增长10.2％，不仅大大逊色于三季度的正增长5％，还让GDP增长为之损失了1.64个百分点，其中最大的罪臣是住宅投资，深度调整的房市拖累了1.18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也许房市萎靡并不让人吃惊和担忧，毕竟这是在为前些年的泡沫化发展还债，但经济增长另两大支柱的乏力多少有些令人沮丧。消费在四季度仅增长了2.0％，比之三季度的2.8％有所不及，仅仅为GDP增长贡献了1.37个百分点，而出口更是表现黯淡，四季度0.46个百分点的GDP贡献大大低于三季度的2.1。面对如此放缓迹象，伯南克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美联储在30日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美国基准利率下调至3％，并在会后公告中表达了缓解经济周期下行压力的愿望。

是不是感觉此腔此调非常熟悉？是的，就在1月22日，伯南克才用同样的理由降息75个基点，就次贷余波这同样一个概念，美联储在短短8天之内就“炒作”了两次。如此高频率的行动让市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疑问：美联储是不是降的太快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美联储降的并不快，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底，伯南克用5个月左右的时间将基准利率下调了累计225个基点，而01年初格林斯潘将利率从6.5％下调至4％，也不过是花了类似的时间却降了250个基点。

错觉产生的原因在于节奏。伯南克在07年9月18日降了50个基点，而在10月31日和12月12日都只降了25个基点，在两次会议之间的1月22日却又突然蹦出来降了75个基点，随后又忙不迭地继续降50个基点。这种闲庭信步之后再加速追赶的节奏很容易让人产生近期降息过快的感觉。

想象力丰富的人不由会问，为了次贷这同一个理由，225个基点为什么伯南克就不能降得更平滑一点呢？比如50，50，50，25，50就似乎很是循序渐进，或是干脆50，50，50，75，少了1月22日例行议息会议之间那编外的一次也不至于让市场如此出其不意。

实际上伯南克前松后紧的降息节奏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次贷爆发初期伯南克的局势判断过于轻率，可能存在的盲目乐观让前期调控在现在看来不仅反应滞后而且力度不足；二是1月21日欧亚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时伯南克对证券市场的刻意保护过于激进，可能存在的功利心理让后期调控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急功近利而又后知后觉。这种节奏紊乱的表现显然并不太高明，这也就难怪最近连续四次降息都有不同的地区央行行长反对。

节奏紊乱的停停跑跑也并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健康。一方面后期的加速降息会让市场产生极端的衰退预期，还有可能引发信心动荡，这无疑将加剧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另一方面节奏紊乱可能让美联储为化解次贷余波而付出更大的努力，过度调控则可能会让美国经济在下半年从停“滞”的尴尬变为通“胀”的苦恼，并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增加国际市场风险。

平心而论，在次贷这个考验面前，伯南克的表现令人难置可否，这个学术派似乎在政策随意性上比格林斯潘还格林斯潘，这对于一个试图寻觅稳健复苏的美国而言也许并非好事。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政策创新和合作上似乎比格林斯潘更为擅长，这可能会在有针对性解决“信贷紧缩”问题上不无裨益。考虑到在中央银行行长位置上伯南克还是个新手，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个家伙在未来能够做的更好，至少，更有节奏感，也许，学学萨克斯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汇率的财富魔方

    在影响颇大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归结为铁、字母和货币。货币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将财富这个虚无缥缈却又引人入胜的概念变得具体和清晰起来。经过货币这个统一度量衡的量化，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眼里“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财富立刻被庸俗却又有效地实现了“数字化”。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转换魔法却让财富世界变得更为暗礁四伏和扑朔迷离起来。其中奥妙在于，一小部分聪明却贪婪的人类很快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金玉良言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用不同的方式将货币这个伟大的发明印在了一钱不值的纸屑上，于是乎，上帝创造了金银，而人类却选择了信用货币。

    远离了真金白银这个所谓的“野蛮的遗迹”，信用货币体系中的财富世界充满了虚幻的色彩，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受货币愚弄的人多”。早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就睿智地发现了“货币幻觉”，对“信用货币机器”缺乏了解的人们往往会对货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购买力产生心理错觉，利用这种幻觉，别有用心的当权者往往可以通过转动货币魔方不为人知地完成财富再分配的“乾坤大挪移”。对此凯恩斯有过一段家喻户晓的经典描述：“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也许“精英意识”强烈的凯恩斯低估了普通人的智慧，但现实世界的财富故事已经不像上世纪上半叶那般简单，在地球“平坦化”的过程中，汇率作为货币的外部价格正将费雪或凯恩斯的盛世危言验证于整个世界。

    出于本能，人们往往对货币本身存在着“葛朗台”式的爱恋，这种“拜物教”性质的心理特征在金银非货币化之后成为“汇率幻觉”产生的根源。将货币升值等同于财富增值，将货币贬值等同于财富缩水，看上去无可厚非。但实际上故事却远没有这么简单，从国家财富的宏观层次看汇率变化，升值和贬值都可能开启财富盛宴或是引致财富灾难，仅凭直觉判断汇率的财富效应无疑走进了认知误区，在多重博弈的财富世界，这种“汇率幻觉”可能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潜在风险。

    破解汇率的财富魔方，首先需要强调的核心要素是“货币地位”。1868年贝内特就抛出一个惊世骇言：“在新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试图用剑来统治世界，用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有效”。在经济全球化的游戏中，霸权国家作为真正的规则指定者掌握着财富跨国分配的主导权，而汇率魔方就是最有效、最隐蔽的工具。历史的轨迹表明，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该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主流地位”的鹊起和巩固，而汇率升贬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发挥着虹吸全球财富的惊人作用。在繁荣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升值不仅起到了塑造“硬通货”、吸引外部资本助力的作用，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对外实际购买力，给消费狂欢奠定了基础。而在衰退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贬值则不仅起到了削减外部债务负担的作用，还提高了本国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给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

    美国就是现今世界唯一享受这种汇率财富特权的王者。从1871年的20多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再到2007年11月7日84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元汇率的历史就是一部长期贬值的历史，但同时期美国经济美轮美奂的经济童话却如此惊艳。汇率贬值与财富激增的并存“悖论”只能归结于美国和美元在全球势力排序中的独领风骚。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持有美元或美元资产是加入全球化游戏不可避免的潮流和时尚，而在那些政局不稳或是高度开放的小国甚至还存在美元对其本币的“货币替代”，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生产者不得不面对凯恩斯所言的征收“全球通胀税”的财富诱惑，毕竟就像迈耶在其名著《美元的命运》中坦言的那样：“美元的生产成本几乎为零——在联储按个按钮就能生产出美元来”。

    这种汇率魔方的财富诱惑在困难时期似乎更加难以抗拒，这实际上恰恰构成了对现在全球汇率市场变化的新鲜注脚。当“次级债风波”将美国人从经济复苏美梦中猛然惊醒之际，貌似如学究般死板的伯南克也像过去的格林斯潘那般肆无忌惮地按下了量产美元的按钮，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揭开了美元跌跌不休的剧目，而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加入为美国经济周期下调的埋单队伍中来，甚至连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也成为美国出口能力激增的潜在牺牲者。当然，美国用汇率魔方虹吸全球财富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风险高度酝酿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与弱势美元如影随形的是能源价格的连续高企、黄金走势的一路飙升、定价体系的初步紊乱、跨境资本的暗流涌动和全球通胀的赫然再起。

    更可怕的是，弱势“世界货币”的另一个伴生产物很可能就是非霸权国家的“汇率幻觉”。汇率魔方永远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当位于分母的“世界货币”大幅走软之际，大多数位于分子的普通货币正经历着汇率升值的翡翠梦境。而这很容易带来非霸权国家财富激增的直觉，但很遗憾，历史证明很多时候这的确是一种错觉。货币升值引致财富灾难的故事可谓比比皆是、发人深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受难于货币升值的例子。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取悦白银集团颁布了白银购买计划，旨在提高银价给白银集团提供补偿。但千里之外的中国却由于实行银本位受到了“本币升值”的意外影响，白银外流和通货紧缩不仅让中国的银本位走到了尽头，还给当时中国脆弱的经济体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日本是另一个为货币升值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1985年风头正劲的日本凭借经济神话缔造者的底气同意了“广场协议”中“日元币值必须反映日本强势经济基本面”的提议。随后，全世界目睹了罕见的日元超速升值“外科手术全过程”，从240日元兑换1美元到120日元兑换一美元，疯狂的日本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泡沫经济的骤然破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尴尬的“失去的十年”，而在经济走向惊天大逆转的过程中，日元升值的惯性甚至长期维持，1995年日元汇率就突破了80大关。

    当然，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货币升值并非都是经济灾难的序曲。比如1973年至1999年间的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了78%，其中1985年9月马克根据“广场协议”一次性升值了7.8%，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却使得德国贸易增长没有受到负面影响，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强势。另一个例子是1970年至1996年间的新加坡，新元兑美元升值了54.5%，但同期金融体系完善的新加坡凭借竞争力的稳步提高保持了财富高速增长的神话。

    如此截然不同的例证说明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决定汇率与财富相关关系的力量更为复杂。这里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入汇率魔方的另外两个重要要素：经济协调性和风险管理能力。首先，非霸权国家货币升值能够促成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点在于汇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协调性。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或者出口贸易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优势，那么货币升值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不协调的，经济走强带来的汇率升值往往会给后续经济增长反向套上枷锁。唯有经济增长引擎多样化、可持续性强的国家才有条件实现货币升值和长期发展的“和谐”互促。

    另一个重要要素在于风险管理能力。往往非霸权国家的货币升值不仅伴随着本身的基本面改善，还与霸权国家策略性的货币贬值息息相关，而“世界货币”弱势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必将给货币升值的国家带来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建设尚处于风险识别、风险规避水平异常低下的不成熟阶段，如果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者无视“汇率幻觉”的存在走激进升值的羊肠小道，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漠视“世界货币”滥发带来的全球通胀压力和流动性过剩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很可能由于金融风险的高速积聚和一并暴发带来无法抵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货币升值的风险并不仅仅来源于外部，汇率变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往往会使货币升值的国家经历资产市场泡沫化的狂欢，这实际上在一国内部产生了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如果没有得到相应宏观政策的中和和控制，那么两极分化带来社会风险将显著积聚，给国家经济增长带来难以估量的内部不确定性。

回到现实，2007年全球汇率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哪些财富故事？不得不提的两个关键词是美元和人民币。在新年的钟声中，曾经叱咤风云的“强势美元”在一年的跌跌不休之后似乎变成了昨日黄花，次贷危机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扭转了美国经济周期，迫使伯南克于2007年9月18日、10月31日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