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一章 三足鼎立
英帝国的三大支柱：贸易、金融、原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自由贸易政策大幕的拉开，英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由工业巨头换成了银行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原材料优势，构成了英帝国权力的三大支柱。
英帝国的新战略
过去100年的历史，是为攫取和控制世界石油储备而战斗的历史，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主要受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影响，围绕着原材料、石油，形成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版图，但人们对此却了解甚少。
19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自1815年开始，英镑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信贷货币。英镑的这一地位和作用，建立在英国黄金储备的基础之上，并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严格监护。全世界对此充满了嫉妒。在滑铁卢，普鲁士的军事优势是战胜拿破仑军队的关键，但是，赢得胜利者美誉的却是惠灵顿和英国人，于是，世界的黄金大量流入伦敦，使得其储备占据了世界最大的份额。“像英国先令一样可靠”，这是当时不言自明的道理。1816年6月22日，英帝国颁布法律宣布，黄金是唯一的价值计量标准。在此后的7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日益侧重于保护英国的国库—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包括全世界新开采的黄金，无论这些黄金是产自澳洲、美国还是南非。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随时对拥有黄金储备的竞争对手实施“战略打压”政策。
1815年后，在世界海域内，英国海军的霸权无可匹敌。英国船队满载着英国的钢铁、煤炭以及出口国外的曼彻斯特纺织品驶向世界各地。英国制造业领导世界几十年。
然而，就在英国对外显示出强权的同时，英国国内却隐藏着危机。在世界贸易中，英国商号的信用延伸得越远，在阿根廷、美国以及俄国的铁路建设中，伦敦金融城里的银行贷出的资金越多，英国国内的经济就越是恶化。很少有人明白，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怎么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对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政治版图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这之后，英帝国在外交大臣卡苏里勋爵的外交斡旋下，通过与奥地利哈伯斯堡皇室和其他欧洲大陆强国进行交易，获得了海洋控制权。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彼此分裂，势力较弱，根本无法挑战英国在全球的扩张。通过控制海洋，英国控制了世界的海运贸易，这构成了滑铁卢之后新的英帝国三大支柱之一。当时的贸易条款由伦敦劳埃德海运保险和银行财团制定，欧洲大陆的制造业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制造业者一样，不得不接受这些条款。英国皇家海军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各地的主要航道上充当警察，为英国商船提供免费“保险”。而竞争者的船队则不得不向伦敦劳埃德保险财团购买保险，以防海盗、灾难以及战争的威胁。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海运贸易来说，伦敦银行的信用证以及现钞兑换是十分必要的。私营的英格兰银行，由伦敦“金融城”（即伦敦金融区的统称）里的巴林家族、汉布罗家族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著名金融财团共同创办，操纵着世界绝大多数货币黄金的供给，它们精心策划，导致大量的英国出口品肆意倾销到竞争者的市场。对国际银行业的主导，无疑是1815年后英帝国权力的第二大支柱。
第三大支柱便是英国对棉花、金属、咖啡、煤炭以及19世纪末新兴的“黑金”石油等世界主要原材料的地缘政治优势。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这一支柱显得越来越重要。
自由贸易与英国权力的根基
18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旨在推动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
在以英格兰银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为中心的伦敦航运与银行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由几十年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议会废除旨在保护国内农业主的著名的《玉米法》之后，这项声明才正式生效。废除《玉米法》主要考虑的是伦敦金融城金融与贸易集团的利益，对世界金融和贸易的垄断赋予了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他们把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他们垄断了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贸易欠发达国家将付出代价。
在自由贸易的霸权下，英国商业银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口岸，增加英国银行业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伦敦金融城商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新周刊—《经济学人》创刊了。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动废除《玉米法》。
1846年5月，在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领导下，英国保守党推动废除了《玉米法》。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经济衰退的开端。废除玉米法打开了大规模廉价农产品贸易的大门，这给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低买高卖”这一商人的简单格言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消费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因为废除《玉米法》而失去了保护，英国本土农业与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尔兰农民也深受其害，废除《玉米法》导致了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突然出现食品价格的狂跌。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出现的农民饥荒和大规模移民现象—如1845～1846年间惨不忍睹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和后遗症—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菜蓝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个“菜蓝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收入微薄，他们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英国“消费者”市场。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下跌，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玉米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整个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食品率先急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它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自由贸易”关于1851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曾经帮助亚伯拉罕.林肯设计经济战略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评论为：
这一制度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完美，为了解释不该出现的贫穷与悲惨而产生的理论也是如此。爱尔兰的不幸被认定为是人口过剩所至，尽管在这片世界上最高产的地区只需稍加灌溉就可以成为肥沃良田的土地还有数百万亩，尽管爱尔兰人民被迫浪费劳动，而花几倍的钱去购买服装和钢铁……人口过剩是一个错误制度所致恶果的最好借口，因此，这一错误还将继续，直到错误制度行将结束。为了维持这一制度，英格兰的劳动价格必须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这样才能够在运费和关税各方面具有优势，胜过印度、德国和美国……
很长时间以来，机械行业一直被英格兰垄断，她拥有竞争对手不可能轻易拥有的人才；与此同时，通过对人口的不恰当分类，她还维持了比邻国相对低价的资本和劳动价格……她的企业都是大公司，随时准备挫败企图与其竞争的对手;她还不停地改变金融安排，利用殖民制度，把自己的损失迅速转嫁给与之有联系的所有国家。
凯里列举了美国1837年经济萧条的例子。这次萧条便是始于银行业恐慌。19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的信用越来越多地被伦敦城的银行所控制，完全背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概念。
在英国，关于自由贸易对劳动的影响，他写道：“妇女已经替代了男工，甚至大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妇女，劳动时间也尽可能地延长，议会干预已是绝对有必要”。他对试图利用垄断机械对世界课税的可怕后果给予了强烈指责。对道德的影响也同样不堪提及。甚至用木屑充当棉花……他们普遍采取降低质量的做法，以把其他国家逐出同类商品生产为目的，铁就是其中一例。
凯里把1846年废除《玉米法》作为政策的分水岭：1846年玉米法废除案后，爱尔兰立即表现出对英国的依赖，让我们先来看看其结果。伴随着巨额的粮食进口，爱尔兰人民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失去了制造业和商业之后，爱尔兰人民只能靠农业生活。靠农业生活只能勉强维持，而且要看她的邻居是否满意。爱尔兰产品价格与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品之间有个价差，英国需对造成价差的劳动进行补贴，英国要愿意支付这一补贴才行……关于废除玉米法，理由是错的，结果是贫穷、悲惨和饥饿，维持人们的生活成了爱尔兰地主的责任，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是在一个不幸的国家里重建奴隶制的条件之一。一个食品出口大国，如今变成了一个进口大国。印度棉花最大的市场是爱尔兰—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仅供本国消费……整个系统的目标就是增加调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员数量……因此，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如果全力生产铁并用铁交换用英格兰的棉花和羊毛制成的衣服，每年可以节约大约三倍的劳动。
关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皮塞.史密斯在当时的著述中总结道：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英国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为销售。这个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
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为对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因此，像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这样的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学识且受人尊敬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描述道：除了还未开化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更富有、更有权利，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压抑、更贫穷，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旨在建立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一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将这样一种政治教条称为英国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帝国精英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精英阶层代表无数粗俗无知的群众进行统治，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服务于少数私有权力者的利益。在19世纪的后期，这些私有权力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少数银行和机构手中。
英国的“非正式帝国”
在过去的150年里，英国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操纵和控制自由贸易。英国的天才们具有变色龙一般的本领，他们想方设法使这一政策适应于千差万别的国际经济。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其目的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反对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
19世纪末期，英国当局开始围绕如何维持其全球帝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致力于采用一种更高明、更有效的形式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这便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在维持对印度及远东关键地区的殖民占领的同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其他国家，尤以阿根廷、巴西与美国为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金融依赖，这样的方式从很多方面看比正式的殖民占领更有效。
与“附庸国”特殊经济关系的概念、“势力范围”以及“权力平衡外交”等概念都产生于19世纪末，都与英国炮制的“非正式帝国”有关。
自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英国就利用其特殊的岛屿环境刻意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这样节约了保持大规模常规军队以保卫其利益的成本，使得她可以集中力量统治海域。从俄罗斯到西班牙，无论谁想要统治欧洲大陆，英国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资助成立一个联盟来对付她，以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让英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在趁击败拿破仑之势对欧洲进行重组的过程中，英国对其玩世不恭的所谓“权力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完善。根据这一政策，各方根据势力大小被配置到“平衡点”的两边，而平衡的支点或中心，则严格限定在伦敦。对此，英国外交部始终讳莫如深，这就是英国把对手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她自己的绝对优势的窍门。
1815年以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天才”们把他们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联盟的关系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把欧洲或者全球的战略力量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突击调整。英国外交追求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信条，即英国决不与其他国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关系，不把它们当作相互尊重主权的伙伴，而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英国的联盟策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特定的时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英国自己的“利益”。为此，英国调整了与法国由非洲利益之争而导致的敌对关系，1898年“法绍达事件”之后，英国将这种敌对关系转变为“协约友好”关系，以及改变几十年来为阻止俄罗斯的扩张而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史称英俄“大搏弈”），这些都表明了联盟关系的戏剧性转变。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英国资金的主要流向是资本赤字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比如阿根廷。资本输出的目的是资助、建设，然后经营这些国家的铁路和交通设施，这通常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慨然就允。英国的资本还用于发展这些国家的船线和港口。因此，阿根廷和其他英国附庸国的经济事实上成了英国经济的俘虏，她们的贸易和金融条款是由伦敦的商人和银行来制定的。这些附庸国发现，通过军事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强征暴敛，虽然也能达到支持英帝国的目的，但相对来说，目前的办法使对方更加彻底地放弃了根本的经济主权。
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通过新建的铁路将其产品，特别是牛肉和小麦运至港口出口。出口量因此提高了两倍，但她在伦敦银行的债务却增加了700%。这个国家是英帝国的债务附庸国，一位评论员称之为“建立在廉价之上的帝国主义”。英国政策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想从这些附庸国关系中发展出强大的主权工业国家自己的工业和经济，而是想通过尽可能少的投资实施控制，确保其他竞争者无法获得他们觊觎的原材料或其他经济财富。
在这个时期，为了捍卫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英国军队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英国决不能让苏伊士落入劲敌法国手中。英国的军事占领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统治结构，1882年后英军长期驻扎在这一连结伦敦和印度的战略要地。
同样，英国占领南非的初衷也是为了捍卫通往印度的南方航线，守护英国贸易航运线侧翼，从而防止外国对手的侧面攻击。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是非正式的。英国分阶段关闭了布尔共和国通往印度洋的大门，在1843年开始了与纳塔尔的合并，使布尔人置身于德拉瓜湾之外。同时干涉和阻碍1869年在比勒陀利亚领导下的布尔共和国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简便的办法确保英国在整个南非地区的霸权。确保英国对贸易控制的垄断是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时期，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法国或其他国家不同，在滑铁卢之后，英国形成了伦敦金融城主要的银行家与金融家、政府内阁部长、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工业企业领导人之间的某种精妙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是伦敦金融城商业银行的后裔—查尔斯.乔斯林.汉布罗先生，从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布罗曾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特别行动班子（SOE）的总负责人，这个组织属于政府的经济作战部，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战时对德国的经济作战，培训后来成为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的情报精英分子，他们包括威廉.凯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罗莎以及后来的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和华尔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曼。
传统情报的机构是由驻扎在国外首都的间谍机构提供情报，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则是把广大的英国银行、航运、工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网络一样编织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轻信而毫无防备的国外经济组织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在1846年后的自由贸易时期，这种把私人的商业权力与政府暗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国霸权的秘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
1873年的大萧条
然而，19世纪70年代初期，在金融恐慌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被看作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自由贸易信条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英国有能力影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采用同样的经济策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在1857年伦敦银行业发生严重恐慌之后，伦敦金融城里的金融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拟定了新的策略阻止伦敦银行的黄金外流。1857年的恐慌源于外国开始挤兑英格兰银行拥有的国际黄金储备。大量挤兑导致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信用乃至整个国家的银行信用崩溃。为应对这一危机，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一项简单而又危险的中央银行政策。
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私人控股的银行，当时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所支配。贸易会使英国的黄金储备随时外流。英格兰银行认识到，相对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它只需增加中央银行贴现或者利息，达到高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水平，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黄金最终会从柏林、纽约、巴黎和莫斯科流回伦敦城的银行。
对中央银行来说，这样的利率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超越对手的强大优势，无论这种惊人的高利率给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1846年《玉米法》废除之后，在英国经济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工业和农业，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与国际贸易。为了保住英国的国际银行业霸主地位，这些银行家都甘于牺牲国内的工业与投资，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遭暗杀后的美国也出现过。但是，英格兰银行的这个利率新策略使英国整个工业饱受煎熬，一场席卷整个英国的经济大萧条从1873年一直持续到1896年。
始于英国银行业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铁路建设债务链的崩溃，使英帝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萧条给英国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和工厂的倒闭。1873～1896年，英国的名义物价一路下降至原来的50%，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
在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制造业的投资不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地区。这无疑反映出英国制造业技术的停滞状态，就在20年前，英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先驱。英国的铁、钢、煤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在这段时间也衰落了。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了让金融在英帝国的所有事务中起支配地位，30年前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废除《玉米法》共同作用，使英国的工业技术陷入衰退的境地。很显然，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作为世界工业国领导者的时代结束了。
19世纪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信条和她的马尔萨斯理论注定要失败。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要想生存就要蚕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玉米法》废除后，仅过了25年，英帝国就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1873年以后，英国努力传播着“英国病”病毒，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模型”显然是不成功的，而德国领导欧洲大陆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保护措施，这使她们实现了两百年来最快的工业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帝国的统治与权力，英国的精英分子就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在1882年，石油地缘政治被引入这一争论中。现在争论的是如何维持英国的海上霸权。
《石油战争》 第二章分道扬镳
德国与“一战”的地缘政治
德国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强力崛起，大有问鼎世界，取英国而代之的势头。但脆弱的金融体系，又使得她通往世界霸主的道路坎坷而艰难。
第二章分道扬镳
德国的经济奇迹
1873年后，英帝国的经济萧条与欧洲大陆工业经济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强烈反差，其中与德意志帝国的对比更为明显,这便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石油已经成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对此，只有伦敦、纽约银行和金融圈子里的少数精英分子有所的认识，其他人直到数年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在1890年之前，针对德国工业的高速发展，英国银行业和政界的精英人物发出了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德国出现了独立的、现代化的商船队和海军舰队，这无疑对英国形成了致命威胁。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无人能敌。第二个警告针对的是德国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当时德国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的铁路。
关于英德两国的海军对抗和建设从柏林到波斯湾的铁路，对英德双方来说，即使没有公开表露，也可以肯定，都是为了石油。英国当局认为，英德两国在世纪之交开战的真正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将会看到个中缘由。
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工业与农业快速发展，由此引发的技术进步，无论速度还是质量均超越了英国。与此同时，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因此，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英国把德国工业的崛起看成是对其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几十年来，德国一步一步地采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改革措施，建设全国现代铁路运输系统，给正在发展的国内工业相应的关税保护，再加上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稳定而统一的政治环境，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其经济成就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
在19世纪50年代前，效仿英国的成功模式成了德国经济的主要策略。此外,在德国大学，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也被推崇为神圣的真理。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时影响到德国和奥地利。德国逐渐意识到继续遵循英国经济模式的严重弊端。为了本国工业和农业发展，德国开始逐渐放弃英国的自由贸易模式，调整本国的经济策略。这使得德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
放弃英国模式以后，1850～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五倍，人均国民收入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250%。真实工薪在1817～1913年间翻了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
但是，德国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爆炸式的技术进步。为了为自己的工业发展培养科学和工程人才，德国效仿法国的多学科技术学校的模式建立了全国性技术学校和学院体系，德国在国内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支持下建立起培养商业人材的职业培训系统。此外，德国大学教育把重点放在了自然科学上，于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开始兴旺发达。同时，德国还建立了全国性的职业培训系统，培养有技能的贸易人才。其结果是，18世纪70年代后，德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在19世纪70年代,与英国大型工业公司相比，德国的新兴企业显得格外渺小。但是，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世界工业与运输业燃料来源来说，煤炭是主宰。1890年，德国产煤8800万吨，英国产煤18200万吨，是德国产煤量的两倍多。然而到1910年，德国的产煤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1900万吨，而英国26400万吨的产煤量仅仅领先德国一点点。
在德国的经济增长中，钢铁工业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紧随其后的是电力和化工。利用洛林的高磷矿石，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创新了炼钢工艺,1880～1900年这20年间，通过使用新的工艺，德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000%，远远超过了英国。到1890年，英国的铁产量仍然领先于德国，英国生产了790万吨生铁，而德国仅仅生产了460万吨；而到191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达到了1460万吨,比英国的1000万吨产量多出了50%。与此同时，德国的炼钢成本也比19世纪60年代降低了90%。到1913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几乎是英国生铁产量的两倍了。
工业产品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运输需求，铁路基础设施成为德国第一次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德国铁路系统的第一次扩张始于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李斯特关税同盟及国家铁路计划的影响下，1870～1913年间，国家支持的铁道系统的铁轨长度以公里数计算整整延长了两倍。
在奥斯卡.冯.米勒等人的技术发明推动下，集中发电和远程输变电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电力工业从1895年仅拥有26000名员工的幼小产业发展到1913年占整个国际电力贸易量一半的主导产业。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等天才研究人员的推动下，德国化工业也从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发展为苯胺燃料、医药品和化肥产品的世界巨头。
冯.李比希等人还引进了农业化工的概念，使得这一时期德国农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19世纪早期，德国还处于饥荒和农产品产量不足的状态，不得不从俄罗斯和阿根廷进口廉价的粮食。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开始征收保护性关税，控制廉价粮食进口。
1882年，德国的收割机仅有二万台，1907年，增加到了30万台，农业机械化步伐大幅迈进。尽管德国的土壤质量低劣，含沙量大，但是，化肥的利用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德国于1887年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粮食产量较以前增长了80%。作为比较，我们考察战争爆发那一年，俄罗斯比德国多用300万英亩的耕地，却少收获了1900万吨粮食。到1913年，尽管人均猪肉消费比1870年增长了两倍，德国本国生产的猪肉自给率却达到了95%。相比之下，英国猪肉需求的45%依赖进口。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得益于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到世纪末时，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1870～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000万增长到了6700万，几乎增长了75%。在发展工业方面，德国创造了新的“德国模式”，即大银行与大工业企业相互参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大型工业通过与德国的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加速发展。
1870年后的一段时期,德国的“银企共生”大量出现。后来所说的从战争的毁灭性破坏中或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恢复了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期间打下的工业基础。
柏林银行业大恐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却不得不承受银行业危机的后果。1890年，伦敦久负盛名的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由于在阿根廷的债券投机和投资亏空巨大，几近破产，国际金融的金字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德国银行业也涉入阿根廷的金融投机,柏林银行恐慌随之发生。
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投资者深陷国际铁路建设的投机狂潮之中。巴林兄弟银行的崩溃，其投资于阿根廷的价值7500万美元的各种债券的蚀本，粉碎了德国投资者对金融投机奇迹的幻想。
阿根廷小麦出口的主要对象是欧洲。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之后，对欧洲出口小麦的柏林大谷物交易商里特-布鲁门塞尔产生了利用阿根廷金融危机，占领整个德国小麦市场的愚蠢想法。然而，他们的计划失败了，这加剧了德国的金融恐慌。赫希菲尔德-沃尔夫私有银行破产了，导致德国内利奇-伟斯费里彻银行的巨额损失，进而触发了对所有德国银行的挤兑和柏林股票市场的崩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91年秋。
为了应对恐慌，德国总理提名了28位杰出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他们在帝国银行行长理查德.科克博士的领导下，负责调查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并提出立法建议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科克调查委员会在德国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了来自工业、农业、大学、政党以及银行金融界等各方面的代表。
调查委员会所做工作的大部分结论，在1896年6月和7月德国议会制定《交易法》和《保证金法》时被写进了法律。《保证金法》几乎是当时工业国家中对金融投机限制最为严格的法律。谷物期货被禁止，股票市场投机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从那以后，作为影响德国经济主要因素的股票市场投机现象大幅减少。
1896年的德国《交易法》确立了一个与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19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限制性规定也迫使伦敦金融机构减少了他们在德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活动，从而减轻了伦敦金融界对德国经济政策的影响。直到今天，英美银行结构与在德国、荷兰、瑞典以及日本等国盛行的“德国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仍然清晰可见。
船运和铁路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1873年后,英国的国家工业与金融政策阻碍了技术进步，而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到1900年，两国的发展路径差异日趋明显。1914年前，德国与英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德国经济迅速全面发展的两个特殊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作为一个现代航运强国的迅速崛起，这对长期以来统治海洋的英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德国如果没有控制好本国的现代商业船队，没有精良的海军护航，她就永远无法主导自己的经济事务。英国依旧统治着世界海域，并且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其统治地位。这就是英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生活将永远受外国航运强权的操控，由他们制定国际贸易的基本条款。
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商业船队仅有吨位64万吨，在当时名列世界第五，落后于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挪威。但到了1914年，德国的船队已经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仅仅落后于英国。
1870年德国的出口货物受其他国家—首先是英国的运输价格和运力的限制。到1914年，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早在1901年，德国自己拥有各种船只52000艘，总吨位达900万吨，穿梭于世界各国的港口之间。到1909年，船只增加到65000艘，载重总吨位达到1300万吨。在此期间，德国贸易的70%都依靠海运完成。对贸易条件的控制，对于德国的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英国金融业与航运业人士对此并不欢迎。
与此同时，德国的钢铁和工程技术迅速发展，其成果也直接被应用到现代商船的建设中。蒸汽动力替代了过去的帆船，钢质船体替代了过去的铁质与木质船体。这些设备的改善增大了商船的规模并且有效地提高了德国航运的效率。1891年，德国已经拥有三艘7000吨以上载重吨位的蒸汽动力船。到1914年，德国已经拥有载重吨位超过两万吨的蒸汽动力船五艘，15000～20000吨之间的九艘，7000～10000吨之间的66艘。
在这段时间，德国海运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1914年,汉堡-美洲公司与北德劳埃德公司两大公司拥有全部德国商船的40%。组织有序、规模经济和重点建设最有效率和最现代化的轮船，是这一时期德国海运取得惊人增长的秘诀。
当时，一位法国观察家就德国海运业取得的非凡成功作出评论，他写道：正是这种集中使得加快资本摊销、拆毁已经变得陈旧的货船、不断革新运输机械成为可能。在德国的商船中，你找不到用了30年或40年的旧船。通过标准化生产—准确地说是冶金术、电子技术等德国工业保证了德国商号所需的运输，航海运输变得频繁而有规律。对于德国人来说，航行线路的创立并不是跟随贸易，它领先于贸易，并在领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
随着1888年汉堡最终并入德意志帝国，汉堡以及后来的不来梅-不来梅哈芬港成为欧洲建设最现代和最高效的港口设施中心，带动了通向世界市场的整个中欧运往北部的铁路货运。通过制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鼓励发展了最有价格竞争力的交通运输通信体系。在1914年之前的15年内，德国将其航运业务发展到全世界，包括英国垄断的传统殖民地市场以及其他“势力范围”，如埃及甚至南北美洲。1897年，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法律限制金融投机差不多一年时间之后，海军上将冯?特皮兹宣布了第一个德国舰艇建造项目，该项目于1898年由德意志帝国国会批准，紧接着在1900年再次立法宣布建造两倍的海军舰船。
1906年，英国推出了一种全新设计的全重型火炮战舰“无畏号”，比当时任何一种战舰都速度更快，火力更强。作为回应，德国于1906年通过法律，规定德国海军舰队每20年需更新一次，知道这一法律的人被限定在很小范围内。令英国震惊的是，到1909年，德国推出了四艘战舰组成的拿骚级战列舰，比“无畏号”战列舰更先进。这些战列舰很快就被英国和德国造船专家以更先进的“超级无畏号”战列舰所取代。英国压根就没想到，德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一支如此现代化的海军舰队。1951年在牛津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回顾1914年世界大战的背景时，卢埃林.伍德沃爵士精练地阐述道：“德国，如同其他强国一样，能轻松自如地为自己造出想要的大舰队。问题在于：一出于权宜之计，二出于现实考虑。德国舰队对于英国作为海洋强国的主导地位绝对是一大挑战。”
大约在1910年，英国人越来越清楚，英国需要采取断然措施对付德国令人生畏的经济崛起。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石油第一次作为战争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第三章合纵连横
控制石油的全球争夺战
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为了围剿德国，英国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地缘政治行动，石油则是部署这些行动的重要考虑因素。
第三章合纵连横
一位海军上将的远见
在1882年，这种我们称之为石油的又黏又稠的黑色液体，除了用于新的矿灯照明之外，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矿油灯是1853年德国柏林的一家灯具制造商斯托沃塞尔开发的新技术。这种燃料当时被称作“岩石油”，因为它从岩石中渗出，这种岩石油分布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威尔、俄国的巴库和现在部分属于波兰的加利西亚。1870年，约翰.洛克菲勒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开发美国的灯用煤油市场和利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油泥“治疗”疾病。当时，内燃机的发展还没有为世界带来工业革命。
但是，当时至少有一个人认为，对于控制未来的海洋，石油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在1882年9月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当时还是海军上校的英国海军上将费舍尔爵士，逢人便说：英国必须改变海军使用煤炭作动力燃料的现状，应该使用新型油燃料。1870年开始，在里海，俄国轮船使用了这种被俄国人称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费舍尔等具有长远眼光的人都赞成使用这种新燃料，他坚持认为，在未来控制海洋的竞争中，油作为动力燃料将给英国带来决定性的战略优势。
费舍尔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作为燃料石油优于煤炭，并且坚信这些理由是具有说服力的。用石油作动力的战船没有黑烟，不会暴露目标，而烧煤的战船拖着长长的烟尾巴，十公里以外都能看得见。烧煤的动力装置，要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小时，而烧油的动力装置达到最大马力只需要5分钟。给战舰提供油料，只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则需要500个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量，每天的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这对于一支船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无论这支船队是商船队还是海军舰队。用油作动力的船队，其活动半径大约是用煤作动力的船队的四倍。但在当时，费舍尔的想法被他的英国同辈认为是异想天开。
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工程师戈利伯?戴姆勒在1885年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燃油引擎，用于公路运输。到世纪之交，尽管汽车还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玩具，但石油时代的经济潜力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岩石燃烧的秘密
到1905年，英国秘密情报部门和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这种新燃料的战略意义。问题是，英国本身并没有油，必须依赖美国、俄罗斯或墨西哥来供给。即使在和平年代，这种状况也不能接受，而一旦发生战争，完全依靠国外供油根本就不可能。一年前，即1904年，费舍尔上校升任海军最高指挥官—英国海军大臣。费舍尔立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并就确保英国海军的石油供应提出建议”。
当时，在波斯和阿拉伯湾，英国的活动并不是不受限制。阿拉伯湾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波斯也不是英帝国的领地。很多年来，英国在布什尔港和阿巴斯港都设有领事馆，在海湾地区派驻军舰，以防止其他国家进入这一战略水域，接近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1892年，寇松勋爵，后来的印度总督，关于波斯这样写道：“任何国家向俄罗斯开放波斯湾沿岸的港口，我都视之为对英国的蓄意侮慢，对现状的肆意破坏，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
但是，在1905年，通过臭名昭著的王牌间谍西德尼.赖利的行动，英国政府得到了一个极不寻常、意义重大的开采中东石油的专有权，当时人们相信中东有大量石油矿藏尚未被开采。1905年初，英国情报机构派赖利（生于俄罗斯敖得萨的西格蒙德）到一名性格偏执的澳大利亚业余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威廉.诺克斯.达西那里，伺机得到开采波斯矿藏的权利。
达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沉迷于历史，对古代波斯光明神奥马慈达祭司场所点燃“火柱”的各种传说深信不疑，这些“火柱”都源于拜火教牧师们波斯的光明教（Zoroastrianism)相信宇宙间有两大敌对力量，黑暗神阿利曼（Ahriman)和光明神奥马慈达（Ormuzd)，整个宇宙都是它们永远冲突的战场。—译者烧燃的某种油，这种油就是从当地的某些岩石中渗出来的。为了寻找石油，他花费了数年时间确定古代波斯神殿的位置。他无数次造访伦敦，为他的探险寻求资金支持，然而英国银行家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少。
达西作为一名工程师，十分了解伊朗。19世纪90年代，新波斯国王穆扎法尔.阿尔丁致力于国家（今天的伊朗）的现代化。他召见达西，要求他帮助波斯建设铁路，推动工业发展。
1901年，为了预先换取大量现金，国王授予达西一项王室特许权：在60年的时间里，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波斯的土地上自由探采石油，所有发现的与石油有关的财产，都将归他所有。
达西支付了大约两万美元的现金，并同意只要找到石油，他都从销售中支付给国王16%的矿区使用费。这样，这个偏执的澳大利亚人得到了当时一份最有价值的法律文书，该文书赋予他本人及他的继承人或受让人、朋友，开采石油的特权，这项特权一直持续到1961年。达西第一次真正找到石油是在波斯湾北部的舒什特尔地区。
赖利在1905年想方设法找到达西。当时，达西通过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正打算与法国签署合作开发石油的协议，准备告老还乡，回到祖国澳大利亚。
赖利假装成一位教士，利用达西虔诚的宗教信仰，施展种种伎俩说服达西把他拥有的波斯石油独家开采权转让给“虔诚的基督教”英国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苏格兰金融家士达孔拿爵士由英国政府举荐，当上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重要股东，而英国政府在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中的地位却秘而不宣。赖利因此使英国获得到了第一个重要的石油资源。
柏林-巴格达铁路
1889年，在德意志银行的领导下，一群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一项特许权，建设从首都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铁路。这一协议持续十年后，到1899年，奥斯曼政府又批准了第二阶段的建设任务，即大家所熟知的“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第二项协议是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成果。在这十年里，德-奥关系变得日益重要。
德国决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与土耳其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盟，大力开发德国工业品出口东方的新市场。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是这一重大而可行的经济战略的核心。隐藏于这个项目后面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的石油供应，对此，英国当然会跳出来反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东以悲剧形式表达了对西方的仇视，其种子就是这个时期埋下的。
20多年来，连接欧洲大陆和巴格达的现代铁路建设问题，一直是德英冲突的焦点。德意志银行董事卡尔?贺尔菲里奇认为，在1914年之前的15年里，除了德国海军舰队日益强大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能像巴格达铁路建设那样引起伦敦和柏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的了。卡尔当时负责巴格达铁路项目的谈判。
1888年，德意志银行牵头成立了一家公司，该公司获得了建设和维护在君士坦丁堡外，连接海达-帕莎与安哥拉之间铁路线的特许权。公司被命名为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其主要股东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也有一小部分英国股份。铁路前期建设进展得非常顺利，并提前完成，项目将延伸到科尼亚的南部。
1896年，柏林到科尼亚的铁路开通。这是一条深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地内陆，全长约1000公里的铁路。在一个经济十分闭塞的地区，建设期不到八年，这真是工程与建设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古老而富裕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从此被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连接在一起。在此之前，中东的铁路设施都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建的，所有这些铁路都很短，只在叙利亚境内或别的地区，连接了几个关键的港口城市，从来没有将广大的中东内陆地区与现代工业化地区相连接。
这条铁路第一次把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的亚洲内陆腹地与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地区联系了起来。这样的铁路，一旦扩展到巴格达，再延伸到不远的科威特，将在欧洲和整个印度次大陆之间建立起一条价格低廉而快捷的交通通道，这也是当时最高等级的世界级铁路。
在英国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当时被派往塞尔维亚军队的英国资深军事顾问拉方（Laffan）警告说：“如果柏林-巴格达铁路建成，这块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统一在德国的周围。俄国与它的西方朋友—英国和法国，将会被这一屏障阻隔开。”拉方还说：我们在埃及的利益处于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并且两国军队从波斯湾可以直接威胁到印度。很快，亚历山大港和达达尼尔海峡将极大地加强德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
拉方暗示，英国的战略是要摧毁柏林-巴格达铁路。
看一眼世界地图就会发现，从柏林到巴格达，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一字排开。只有一小块条状地带横亘在这条链条上，阻止了东西两边的联系，这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虽小，但处于德国与君士坦丁堡港和萨洛尼卡等大港口之间，如鲠在喉。这些港口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把守着东方的大门……塞尔维亚是我们东方财富的第一道真正防线。如果塞尔维亚被征服，或是被利诱加入柏林-巴格达体系，那我们辽阔而不设防的帝国将很快感受到德国刺向东方的利剑”。
因此，毫不奇怪，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巴尔干地区战火连绵，动荡不安，曾经发生的战争有土耳其战争、保加利亚战争以及连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冲突和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柏林-君士坦丁堡联盟，特别是阻碍了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拉方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是，把柏林-巴格达铁路建设项目看成是德国针对英国的单方面对抗行动是不对的。德国曾经反复向英国寻求这一项目上的合作。19世纪90年代，德国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建设通往今天的科威特的最后2500公里铁路。为了完成这一庞大的项目，德意志银行和柏林政府作出了无数的努力，寻求英国参与，希望与英国一起为这一巨大工程提供资金支持。
1899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君士坦丁堡后，在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说情，邀请英国参与巴格达项目。德国人十分清楚，为了保卫共印度通道，英国一定会维护他们在海湾和苏伊士的利益。没有英国的积极支持并不积极，很明显，这项工程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困难，也有财政上的困难。这条铁路最后一段的建设规模远远超出了德国银行的资金调配能力，即使有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仅靠德国也是不能胜任这么巨大的工程融资任务的。
然而，英国方面，在随后的15年里，运用各种手段和伎俩，延误和阻挠铁路的建设进度，同时总是让德国心存达成最终协议的希望，弄得德国捉摸不定。这样的游戏一直持续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国女王在关于巴格达铁路的最后谈判阶段，打出了制胜的一张牌，她与科威特酋长有紧密联系，1901年，停在科威特海域的英国军舰，命令土耳其政府必须考虑把阿拉伯河下游的海湾港口（当时由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的阿纳扎部族控制）划为“英国领地”。
当时，土耳其在经济和军事上势力弱小，对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这一遥远地区的事实占领除了软弱的抗议外别无他法。英国控制了科威特，成功地阻止了柏林-巴格达铁路向波斯湾水域甚至更远的地方延伸的企图。
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生性残忍，据说在1896年，他利用自己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在他宫殿睡觉的机会谋杀了他们，从而得到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1907年，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签署协定，把土地永久出租给“尊贵的英帝国政府”，共同签署这一文件的是英帝国政府驻科威特代表梅杰?诺克斯少校。据说，为了让酋长签署协定时开心，英国政府软硬兼施，给了他大量的黄金和武器。1913年10月，珀西?科克斯中校得到了向来出手大方的酋长的一封信，信中酋长同意：“除非英国政府提名或推荐”，酋长不会把这块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授予任何人。
1902年，这个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叫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一地区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究竟有多少，如何开采，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石油的发现，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巨大角斗场，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1912年，在为巴格达铁路融资的过程中，德意志银行与奥斯曼皇帝谈判，巴格达铁路公司获得了在铁路两旁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石油和矿产开采权。铁路线一直延伸到摩苏尔今天的伊拉克。
1912年，德国工业界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石油是未来经济的燃料，对未来的陆地运输和海洋运输同等重要。在当时，德国已经被美国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牢牢地控制手中。标准石油公司所属的德国石油销售公司控制着德国石油销售总额的91%。德意志银行拥有标准石油公司德国石油销售公司9%的股份，只是个小股东。而德国在1912年时，还没有建立独立、安全的石油供给体系。
然而，地质学家们已经在摩苏尔和巴格达之间—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发现了石油，建设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最后一程正好穿过这一地区，也被认为一定存在着大量石油资源。
1899年英国政府和科威特酋长.穆巴拉克-萨巴赫签署的著名协议文本，从此以后，英国就把科威特纳入其阿拉伯湾特殊利益的范畴之内。
伦敦《泰晤士报》（1899年10月3日）和《金融新闻》（1899年10月6日）披露了英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关键人物对于德国巴格达铁路项目的强烈的地缘政治观点。
1912～1913年间，德国议会一直努力立法，希望建立一家自己的国有公司，以独立于与美国洛克菲勒的合资公司，来开发和经营新发现的石油资源。但这一努力始终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不得不放弃。德意志银行的计划是，通过巴格达铁路从陆地运输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避免英国的海上拦截，这样就可以确保德国的石油需求得到满足，实现独立自主。
新“无畏号”战舰
直到1909年，费舍尔将军将英国海军舰船改用石油作燃料的计划才开始实施，而德国刚好在这时完成了对英国“无畏号”战舰系列的第一次改进。德国的“冯?德?坦恩号”战列巡洋舰拥有八万吨马力的引擎，虽然还是用煤作燃料，但航速能达到令人震惊的28节。在英国，只有两艘军舰在速度上可与之媲美。英国的燃煤舰队受到了技术上的限制，而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对英国的海上优势提出了挑战。
1911年，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接替费舍尔爵士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开始游说，把海军军舰的动力燃料改为石油。根据费舍尔的观点，丘吉尔指出，同样大小的船，用石油可以获得更快的速度，且同样吨位的舰船，因为不必中途补充燃料，所以在活动范围上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1912年，美国生产的石油占世界产量的63%，俄罗斯的巴库大约占19%，而墨西哥占5%。英国的波斯勘探公司还不是石油的主要供应商，但即便如此，英国政府做出战略决策：对国家利益来说，英国在波斯湾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不停歇地建设柏林-巴格达铁路，对英国政府的这一决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1912年7月，在丘吉尔的敦促下，阿斯奎斯首相领导的政府任命退休了的费舍尔爵士担任皇家石油和石油引擎委员会主席。1913年初，同样是在丘吉尔的要求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大多数股份。从这点看，石油已经处于英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位置。
如果英国不仅能确保自己未来石油运输和能源技术的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还能阻止经济竞争对手染指世界上的石油资源储备，那么，她的霸权地位还能再维持几十年。简言之，即使英国的工业停滞不前，无法与德国新兴的戴姆勒汽车公司竞争，那么她将控制戴姆勒汽车公司所必需的原料。英国的石油控制政策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正变得清晰可见。
决定命运的巴黎之旅
1914年，英国为什么要冒着世界大战的危险，去阻止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呢？按照德国银行家卡尔.赫尔弗里希的解释，英国1914年8月对德宣战的最大理由是基于“英国政策由来已久的传统。通过这个传统，英国建立起强权地位，并且寻求继续保持这种强权地位”。他还强调，“英国的政策总是以对抗欧洲大陆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而定。”
自从德国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后，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海上优势，都感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自此，英德分歧无法弥合，她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
1897年，赫尔弗里希伤感地记述了俾斯麦宣言的精髓：“只有一种情况能促进英德之间关系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们经济发展的缰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1914年4月，在巴黎，英王乔治七世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法国总统庞加莱进行了一次特别拜会。这也是爱德华.格雷爵士离开英国本土的为数不多的出行之一。俄国驻法大使伊斯沃尔斯基也加入了其中，三个国家结成了一个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秘密军事联盟。出于谨慎，格雷没有发出警告，预先让德国人知道这个秘密联盟—一旦英国发动一场战争，为了对抗德国而小心建立起来的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国都将参战。
早1914年前，英国当局的许多人都认定，只有战争控制欧洲局势的唯一途径。英国的利益集团根据其权力均衡逻辑，使英国从19世纪传统的“亲奥（斯曼）反俄”联盟策略转变为“亲俄反德”。而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转变已经十分明显。当时法国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和俄国的萨济?维特之间形成的联盟，连同新兴的工业化德国一起，就已初见端倪。
法国的失误和俄国的雄心
的确，到19世纪90年代末，英国上层对新兴德国的经济挑战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欧洲的事态发展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英国对十年未变的大陆联盟策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整。
直接导致联盟策略调整的是发生在埃及的一次重大军事对峙事件。在埃及，英法两国都在历史上通过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巨大经济利益。1898年，马尔尚上校率领的一支法军，穿过撒哈拉沙漠抵达东部。在那里，他们遭遇由基钦纳将军率领的驻尼罗河法绍达的英军。两军对峙，互不相让，局势剑拔弩张。最后，马尔尚请示巴黎后，率法军先行撤离。这就是著名的法绍达危机事件，最后因英法两国为联合抗德达成权力均衡联盟而结束。在这次事件中，法国错误地放弃了使非洲工业化的好机会。
当时的法国殖民部长是泰奥菲尔.德尔卡塞，正是他给在非洲法绍达与英军对峙的马尔尚上尉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下达了撤退命令。尽管自拿破仑时代起法国对这一地区就有领土主张，但英国却步步推进，事实上占领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自1882年英国军队“暂时”占领埃及后，英国公务员为“保护”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管理着埃及政府。最后，英国人在法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窃取了埃及。
德尔卡塞的撤退命令违背了法国的利益，也违背了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明确的政策设想。阿诺托原本对法国非洲殖民地的发展和工业化有一个完整构想，可是在处理法绍达冲突的关键的六个月当中，他偏偏没有参与。阿诺托是一个著名的反英共和主义者，他的构想是以法属非洲乍得湖为中心，再用铁路将位于内陆的法属塞内加尔达喀尔和位于红海的法属吉布提连接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这个设想在法国国内指的就是跨撒哈拉铁路项目，它将从西到东改变整个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面貌。这一构想也将阻断英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即控制从非洲横跨埃及进入印度的整个地区。
阿诺托小心翼翼维护法德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法德关系是英国“权力均衡”策略的最大威胁。1896年初，德国外交大臣就曾询问法国驻柏林大使，法国是否愿意考虑加入非洲联合行动，“限制英国的贪得无厌……必须让英国知道，她们不能再从法德对抗中渔翁得利，肆意攫取任何资源”。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臭名昭著的德雷弗斯事件就在法国媒体上公开曝光，它的直接目标是破坏阿诺托努力打造的法德稳定关系。当时，一位名叫德雷弗斯的法国陆军上尉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秘密。阿诺托在1894年审判开始的时候进行干预，警告说德雷弗斯事件会导致“与德国外交的破裂，甚至战争”。几年之后德雷弗斯被判无罪，因为有证据显示，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付凭证中，费迪南.威尔辛-埃斯特哈齐伯爵伪造了对德雷弗斯不利的证据。到1898，阿诺托被赶下台，由亲英派人物泰奥菲尔.德尔卡塞取代其职务。
1898年法绍达事件后，在法国新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的任期内，英国使用各种招数，诱骗法国放弃其在埃及的重要殖民地和经济利益，并挑动法国集中精力对抗德国。英国还秘密同意支持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要求，法德在这一地区历史上一直存在主权争议。同时，它还支持法国在其他地区的野心，因为这些地区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数年后（1909年），阿诺托描述了英国所有围绕法绍达的外交阴谋，他评论道：历史证明，法国的任何殖民扩张都伴随着英国的恐惧和关注。长期以来，英国认为，在海上霸权方面，法国凭借大自然赐予的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三条海岸线，是她的最大竞争对手。在1880年之后，法国在当时的环境影响和朱尔.费里的杰出思想启发下，开始重构被割裂的殖民地。每一次，法国都遇到了同样的抵抗，无论是在埃及、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还是在印度支那，甚至在刚果和大洋洲，她总是与英国狭路相逢。
在法绍达事件后，英法之间亲睦协商的机制已经成形，且最后在1904年，由德尔卡塞与英国秘密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德国的经济威胁是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之间的黏合剂。在事后评论这个悲哀的转变时，阿诺托还说，英国成功地将这个外交新政策强加给法国，这是“一个英国外交天才为离间对手而想出来的绝妙的发明”。
在其后的八年中，英国在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上，再次改变了她的地缘政治联盟政策，即利用俄国的发展强化自己的优势。1891年初，俄国开始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计划，通过了一项严格的关税保护计划和一个铁路基础建设项目。1892年，承接这个铁路项目的萨济.维特伯爵成为俄国财政部长。维特与法国的阿诺托关系密切，在围绕建设俄国铁路系统方面为法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俄国启动了一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条铁路全长5400英里，横跨西伯利亚，把俄国西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它的建成将改变整个俄国经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维特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德国经济模式的忠实信徒，是他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翻译成俄文，并将其奉为解决俄国问题的良方。
维特说，这条铁路将对俄国文化落后的内地发展产生影响。在1890年，他写：这条铁路就像一块酵母，将在人群中产生文化发酵的效果。即使穿过的是一个完全荒蛮的地区，铁路的运行也将在短时间内提高当地的人口素质。
维特计划的核心部分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促进陆地全面开放，与中国建立和平与富有成效的关系，以摆脱英国对中国港口和海上通路的控制。
从1892任财政部长到1905年在俄国革命中被罢免，维特使俄国由从前作为英国粮食贸易商“粮仓”，转变为一个潜在的现代工业国家。铁路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并且带动了钢铁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科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维特的朋友与亲密合作者，根据德国科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理论建立了俄国农业化学，被维特任命为新成立的度量衡标准制定办公室的负责人，由他介绍引进的公制系统大大促进了俄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
对维特的经济政策和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英国千方百计极力阻挠，包括尝试影响那些反动的、与英国粮食贸易休戚相关的俄国贵族地主。在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开始不久，英国评论员科奎姆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主流观点，提到在法国资助下的俄国新铁路计划，最终将巴黎、莫斯科和海参崴连成一线，科奎姆声称：这条铁路将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路线之一，还将成为俄国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其力量和意义难以估量。该铁路还会使俄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实现经济独立，而且她将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
几十年来，英国在欧洲的权力均衡策略是围绕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制定的，作为所谓的“大博弈”策略（阻止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俄国崛起）的一部分。土耳其控制着至关重要的、使俄国到达温暖水域的达达尼尔海峡，支持土耳其一直都是英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德国与土耳其帝国的经济联系在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变得更紧密牢固，英国也向俄国示好，以反对土耳其和德国。
虽然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和危机事件，但她试图阻挠俄国到达海参崴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阴谋还是失败了。俄国人在1903年完成了这条铁路的大部分工程。然而，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英国与日本结盟对抗俄国，使俄国蒙受了战败的耻辱。1905年后，维特被迫辞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政时期的部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的继任者极力主张俄国与英国和解，并着手把在阿富汗的权利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转手给英国，还同意大大抑制俄国在亚洲的野心。因此，英-法-俄三国协约到1907成功建立。英国布下了一张联盟的网络包围德国，为接下来与德意志帝国的决一雌雄打下了基础。其后七年，她为最终铲除德国的威胁，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随着英国包围德国及其盟国的新三国协约策略的巩固，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巴尔干发生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危机和地区性战争。在1912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英国的秘密支持下，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失去了它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紧随其后，1913年由于第一次分赃不公发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尼亚加入，帮助并击败了保加利亚。这些都为英国在欧洲发动一场大战埋下了伏笔。
在爱德华.格雷巴黎会谈三个月后，1914年7月2日，奥地利王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青年暗杀，触发了一连串可预见的悲剧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四章 运筹帷幄
开辟近东石油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石油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影响。就在欧洲各国激战正酣、相持不下的时候，英国人却不动声色地把军队投向石油储量丰富的阿拉伯地区……
第四章 运筹帷幄
破产后的英国选择了战争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一直坚守着一个秘密，即在1914年8月英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前夕，英国财政部和英帝国的金融实际上已经破产。对主要参战各国实际财政关系的考察揭示了秘密贷款非同寻常的背景，它往往与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和物质财富的重新分配的详细计划，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据认为储藏有巨量石油的地区的重新分配，密不可分。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一名塞尔维亚刺客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太子费迪南大公，这是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直接因素。经过一个月互不相让的讨价还价之后，奥地利认为塞尔维亚应当对大公的遇害负责，于7月28日公开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也就是在奥地利宣战的第二天，俄国下令进行全国军事动员以备战争的需要。
就在同一天，德国皇帝给沙皇尼古拉斯发出一封电报，请求沙皇不要动武，这一电报还真让沙皇临时取消了国防动员的命令。7月30日，俄国最高指挥部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沙皇，再次动员军队。7月31日，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向沙皇递交了对俄宣战的战书，据说，这位大使递交完战书从房间里跑出去时泪如泉涌。
一直在为东西两线作战做准备的德军总参谋部，正式实施施利芬计划。因为法国和俄罗斯之间有协防承诺，德国决定必须迅速击败法国，使得俄罗斯来不及动员。1914年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与此同时，德军取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8月4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仅八天之后，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英国事先承诺过要保护比利时的中立。而真实原因决不是基于唇亡齿寒的道理。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的决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英国财政部和英镑先令体系（当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体系），事实已经破产。最近解密的一份英国财政部的内部备忘录，引起了更多的疑问。这份内部备忘录是由英国财政部工作人员，写给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的。1914年1月，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六个月，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乔治.佩什爵士应财政大臣的要求，对所有重要的英国黄金储备状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
1914年，英镑金本位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石。事实上，英镑已经被国际商业和金融领域广泛接受，75年来，英镑本身被认为“跟黄金一样好”。在1914年，英镑的作用堪比1971年8月15日之前的美元。
乔治爵士的机密备忘录揭示了当时伦敦金融城高层的想法：在金融界存在着另一种鼓动银行改革的影响因素，这就是德国日益增加的商业和金融的力量。而且有种不安情绪也在持续增强，那就是担心在两国发生大的冲突之前或冲突伊始，德国会对伦敦的黄金储备进行掠夺。
这一秘密备忘录写于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之前六个多月。
佩什记下了他的担心。1911～1912年巴尔干危机之后，德国一些大的贸易银行越来越老练成熟，它们一直在增加黄金储备。佩什爵士向财政大臣提出警告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向伦敦银行的进一步挤兑，“都会严重阻碍这个国家募集资金来打一场大战”。
1914年5月22日，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巴兹尔.布兰凯特为劳埃德.乔治草拟了另外一份备忘录。
这一备忘录涉及“战争对黄金储备的影响”，布兰凯特写道：十分准确地预测一场欧洲大战的后果当然不可能，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及英国都会卷入其中，在全世界可以利用的资金市场中，只有纽约（假定美国保持中立）还能够吸引到战争所需要的黄金。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英国作出参战决定的关键日期8月4日之前的几天，一封注明时间为1914年8月1日星期六凌晨2点由乔治.佩什爵士写给劳埃德.乔治的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爱的大臣先生：国家商业必须以信用系统为基础，但我们的信用系统已经支离破碎，当务之急是毫不犹豫地尽快采取行动，修复已经受损的信用系统；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我们最大的几家银行纷纷倒闭，我们就不可能募集到战争所需要的资金。
英格兰银行立即中止了（用金条和银锭进行的）硬通货支付，并中止了1844年《银行法》。这一决定大幅增加了英格兰银行手中的黄金储量，使英国政府有钱应付刚刚宣布的对德战争。因为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付食品和军用物资。除了黄金，英格兰银行还向英国国民发行纸币，这种纸币作为一种紧急状态下的法定货币。截至8月4日，英国的金融机构已经为战争作好了一切准备。
但是，正如我们很快就要看到的，又出现了后来的秘密武器：英皇家财政部与纽约摩根银行财团之间的特殊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石油
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对于军事战略的革命，石油起到了举世公认的关键作用。在空战、机动坦克战和快速海战的年代，安全可靠而又充足的新燃料供应日益成为成败的关键条件。
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外交政策指导下，在1914年8月的前几个月里，英国突然陷入到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之中。根据官方统计，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万～2000万之间，其中大多数（1000多万）是平民。在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足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英帝国自己就有5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伤亡人数达250万。
但是，很少有人谈起的是，英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击跨其工业竞争的最大对手德国，还包括通过赢得战争获得对宝贵资源的绝对控制。到1919年时，这种宝贵资源已经被证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原材料，那说是石油。这是“大博弈”的一部分—造就一个世界性的全新的大英帝国，其霸权在20世纪上半叶将无人挑战，这是英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一项对1914～1918年“一战”主要战场的研究表明，确保石油供应已经成为军事计划的核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石油为现代战争的惊人机动性开启了大门。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出征罗马尼亚，主要考虑就是要把以前分属于英国、荷兰、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炼油、生产和管道企业重组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在战争中，唯一能够保证德国空军、坦克部队和U型舰队石油供应的就是罗马尼亚。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就是为了确保俄国巴库的石油能够供给英法用于战争，此役在加里波里遭到惨败。奥斯曼皇帝下达了禁运令，俄国石油难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出。
截至1918年，位于里海巴库的俄罗斯富油区一直就是德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英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英国先发制人，于1918年8月至为关键的几周时间里，先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断绝了德军总参谋部关键的石油供应。巴库断油，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几周之后就缴械求和。仅在数月前，德国似乎已经击败了协约国。这无疑证明了石油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鉴于石油这种新燃料对未来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所发挥的重大战略性作用，所有大国都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战争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是用石油作燃料。战争开始时的1914年，法国军队只有110辆卡车、60辆牵引车和132架飞机。到四年之后的1918年，已经增加到了70000辆卡车和12000架飞机。同一时期，英国投入到战争中的装备包括105000辆卡车和4000多架飞机，这一数字包括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的投入。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像的12000桶。
到1917年12月，法国的石油供应严重不足，福熙将军敦促克莱门西奥总理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一项紧急请求，“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克莱门西奥在给威尔逊的信中写到：协约国的安全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协约国不希望在战争中失败，那么，在德国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法国缺油，在明天的战争中，石油就像血液一样重要。
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满足了克莱门西奥的要求，他们为马歇尔?福熙的军队准备了救命油。由于从罗马尼亚得不到足够的石油供应，又远离巴库，德国军队没能在1918年组织最后的进攻（尽管“俄德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协议”已经停止了敌对状态），因为运输足够石油储备所需的卡车得不到油料保障。
英国外交大臣科曾爵士十分准确地评论说：协约国是被石油的洪流带进胜利的……在战争开始时，石油和石油产品开始被列为协约国军队必需的主要物品，靠石油才能打仗，靠石油才能赢得战争。没有石油，怎么能保证舰队的机动能力、军队的运输和各种炸药的生产呢？
1918年11月21日，胜利的时刻终于来了。停战协定签字十天后，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道，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她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鉴于石油在战争中日益明显的作用，我们应当继续沿着战后凡尔赛重组的线索，对英国的目标给予特别的关注。
通过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英国建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国联成为其为赤裸裸的领土占领寻找国际合法性的遮羞布。对于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来说，为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必须控制原材料市场，特别是新的石油资源，成千上万英国人的生命似乎只是为达此目的而支付的小小成本。
英国秘密开辟东方战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抗击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托曼-土耳其等中央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央国家是指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比利时。—译者的过程中，如果说还有不为人知的绝招，那就是在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1916年，签署了一份秘密外交协议。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的有英国、法国，后来还有意大利和沙皇俄国。这份协议被称作“赛克斯-皮科特协议”，以起草这一文件的两位英国和法国官员的名字命名。这份协议道出了一个秘密，英国的意图是在战后控制未经开发的阿拉伯湾的石油。
当时，法国正沿马其诺防线与德国进行惨烈而无果的激战，而英国却把超过140万人的庞大军队投入到了东方战场。
英国把宝贵的人力与物质投入到地中海的东部地区和波斯湾，对这一非同寻常之举，英国的公开解释是，这样做既能确保俄国军队对抗中央国家的更为有效的战斗力，又能使俄国的粮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进西欧，当时西欧急需粮食。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918年后，英国继续在整个中东驻扎了上百万的军队。1919年时，波斯湾变成了“英国湖”。愤怒的法国人只能软弱无力地进行抗议，因为他们数以百万的军队正在西部前线流血。英国人巧妙地利用了相持阶段的优势战胜了相对较弱的土耳其帝国。法国牺牲了将近150万士兵，并有260万士兵受重伤。
战争结束后，这些油田就转到了英国手中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之后，列宁的共产党人在沙皇外交部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秘密文件，并迅速将其曝光。这就是列强们分割奥斯曼帝国，并在战后进行瓜分的计划。它的细节是在1916年2月拟定的，1916年5月，得到了各相关国政府的秘密批准。整个世界几乎对这一战时的秘密外交阴谋一无所知。
在英国方面，负责战争事务的国务大臣喀土穆勋爵基钦纳的东方事务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起草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用来争取法国对英国的默许，同意其将欧洲战场上的大批英国军队调往中东。为了赢得法国的同意，英国政府授权赛克斯向法国谈判代表、前驻贝鲁特总领事乔治.皮科特让步，战后把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的部分土地让给法国，这一条件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这样一来，法国将有效地控制所谓的“A地区”。这一地区涵盖大叙利亚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包括阿勒颇、哈马、胡姆斯和大马士革等主要内陆城镇，以及东北部石油相当丰富的摩苏尔地区和这一地区石油开采的特许权（当时，德国银行以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名义拥有这一地区的石油开采权）。法国获得这一区域控制权的代价十分简单，只需口头承认阿拉伯从土耳其独立，成为法国的保护领地。
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议，英国将控制法国控地区东南部的“B地区”，从今天的约旦往东，到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巴士拉和巴格达。另外，英国还控制着海法和阿克等港口，拥有从海法穿过法国控地区到达巴格达的铁路建设权，并且可以用来运输军队。
意大利得到承诺，土耳其安那托力亚和都德肯尼斯诸岛沿岸多山的广大地区归她所有，沙皇俄国将得到奥斯曼亚美尼亚和埃里温西南部的库尔德斯坦。
在赛克斯-皮科特协议中除了这些秘密条款之外，英国还开了随意划分领土的先例。这些领土划分大部分保留至今天，包括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划分为法国“保护领地”，把泛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和科威特作为英国的属地（图3）。正如前文所述，自1905年以来，波斯一直在英国的有效控制之下。当时从战略利益来看，英国认为沙特阿拉伯并不重要—这是她犯下的为数不多的大错之一。后来，当她认识到这一点时，深感沮丧。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英国在控制世界石油供应的长期战略中，放弃摩苏尔只是她的战术性权宜之计。由于在1915年征讨加尼波利时惨遭失败，英国除承认此前法国对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黎凡特地区的权利要求外，还不得不把摩苏尔的石油开采权也让给了法国，
“一女二嫁”
当赛克斯-皮科特密约的细节公诸于众的时候，英国的处境十分尴尬，进退维谷。一方面英国与列强签订协约瓜分中东，另一方面英国为了确保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反抗土耳其的统治，又对阿拉伯领导人信誓旦旦，将在战后保证阿拉伯的主权和独立。
英国人得到了谢里夫?侯赛因?阿里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在军事上的宝贵支持，侯赛因当时是麦加的哈希姆王（埃米尔）、麦加和麦地那穆斯林圣地的守护人。英国人向听从劳伦斯指挥的阿拉伯军队担保，作为他们帮助打败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保证他们得到战后整个阿拉伯的主权与独立。这样的保证在当时英国驻埃及最高长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有详细的叙述。当时，侯赛因自称是阿拉伯领袖。
劳伦斯当时完全意识到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欺骗行为。正如他在很多年之后的回忆录中承认：我甘冒欺骗之不义，是因为我确信，要想以低廉的代价迅速取得东部的胜利，就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帮助，而胜利加欺骗总比失败来得要好……阿拉伯人的士气是我们赢得东部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向他们保证，英国将信守诺言。在这样的许诺之下，他们干得十分漂亮；当然，除了为我们共同成就的大业感到自豪外，我还时常感到深深的愧疚。
十万阿拉伯人牺牲生命就是为了这“以低廉的代价迅速取得的胜利”。为了得到大量石油和阿拉伯中东的政治财富，英国人很快背叛了自己的诺言。
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变本加厉。因为，一旦赛克斯-皮科特协议公开，对法国和对中东自相矛盾的许诺就会暴露，于是，在1918年11月7日，也就是结束对德战争的欧洲停战协定签署的四天前，英国又炮制了一项新的英法宣言。新宣言坚称，英国和法国一直在“为长期受土耳其压迫的人民的完全彻底解放，为建立通过当地人民自发和自由选择而获得权威的国家政府和管理机构”而战斗。然而这一高尚的目标并未实现。在凡尔赛签定的庄严誓约墨迹未干之时，英国就在中东地区屯兵百万，确立了其在这一地区包括法属领地的军事优势。
到1918年9月30日，法国同意了英国建立所谓的“临时军事占领区”的条件。根据这一协议，英国将占领土耳其所属的巴勒斯坦，与其他英国占领的领土共同组成所谓的“占领区政府”。
由于法国在欧洲战争中拖得精疲力竭，已经无力在指定的法属地区部署足够的军队，英国便慷慨地提出，承担起全部最高军事和行政监护人的角色。1918年后，英国将军埃德蒙?阿伦比爵士（当时的埃及远征军总司令）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包括法属地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军事统治者。在1918年12月伦敦的一次私下谈话中，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告诉法国总统克莱门西奥，英国希望法国“把伊拉克的摩苏尔，还有巴勒斯坦从丹地区到贝尔谢巴地区的广大地区交给英国控制”。作为回报，据说英国承诺，法国不仅可以拥有摩苏尔石油一半的开采权，还可以保留在大叙利亚地区的权利，英国还担保在战后的欧洲支持法国，这将是法国对付德国在莱茵河的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筹码。我们将看到，这一私下交易为以后一系列惨痛悲剧的上演搭建了舞台。
罗斯柴尔德收到的一封奇怪信件
战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军事与经济地图进行了重新划分，其中包含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新因素，就是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犹太人家园。在这些众多最具影响力的英国“非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吹鼓手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就是首相劳埃德.乔治。
1917年11月2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里，由于俄国经济混乱，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俄国站在英法联盟一边继续参战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美国还没有作为参战国站在英国一边将其力量全部投入到欧洲战场。英国外交大臣亚瑟.巴尔弗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瓦尔特勋爵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我非常高兴代表英国政府给你写信，以下声明表达了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同情，此声明已呈至英国内阁并获批准：“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国家，并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不言而喻，在巴勒斯坦，不应对任何现存非犹太社区的民事和宗教权利予以歧视，同样，在任何其他国家，不应对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予以歧视。”如果你能把这一声明转告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亚瑟.巴尔弗�
这封信构成了1919年后国际联盟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基础，在英国一手操纵下，影响世界格局的领土瓜分即将出笼。
巴尔弗和英国内阁漫不经心提到的“巴勒斯坦的现存非犹太社区”是指占这一地区人口85%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在1917年，只有不到1%的巴勒斯坦居民是犹太人。
应当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交流。巴尔弗和罗斯柴尔德两人都是英国新兴的帝国主义派成员。这伙人企图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全球帝国，一个建立在巧取豪夺、肆意宰割基础之上的大英帝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勋爵不是任何一个犹太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他只不过是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他出资建立了该联盟）。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主席是哈伊姆?魏茨曼。自1900年以后，逃离波兰和俄国而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直通过犹太殖民协会受到罗斯柴尔德的资助（他是该协会的终身主席）。在拿别国土地做人情时，英国人表现得十分慷慨，而与此同时，而对于那些饱受迫害的犹太难民，英国却并未打开国门，张开手臂欢迎。
但是，比在巴尔弗-罗斯柴尔德通信中所表现出的伪善更为赤裸裸的目的是隐藏在巴尔弗话语背后的英国“大博弈”策略。英国人选择的犹太人新家园的地理位置，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英国最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扼守着1914年扩张以后的英帝国的战略要道，是通往印度和刚刚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抢占的阿拉伯石油产区的咽喉。巴尔弗在伦敦与人交流时说，在英国的保护领地，犹太少数民族定居巴勒斯坦，将会为英国带来巨大的战略机遇。对巴尔弗和他圈子里的人来说，这至少是一种讳莫如深的诡计。
巴尔弗的帝国新概念
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群主要来自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英国精英，形成了一个政策圈子，这个圈子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非常有影响力。这个圈子并不承认自身的正式存在，但是，他们的影子可以在1910年创力的刊物《圆桌》里找到。
这个圈子认为，对全球帝国来说，需要一个更加睿智和有效的制度去扩展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新世纪的霸权。
在成立之初，这个“圆桌”圈子明显具有反德国而拥护英帝国的倾向。在英国对德宣战三年之前，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圈内人洛锡安勋爵菲利普?克尔在1911年8月号《圆桌》中撰文宣称：当前，存在着两种国际道德准则—英国（或盎格鲁-撒克逊）准则和大陆（或德国）准则。两者不分伯仲。但是，英帝国如果不够强大，不能在公正处理国际事务中具有实际影响力，那么，德国官僚主义的反动准则注定会取得胜利，国际社会在处理类似阿加迪尔事件1911年7月，德国向阿加迪尔派遣黑豹号军舰，试图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利。这一事件也被称为第二次摩纳哥危机。—译者时的停滞不前，必然会牺牲英帝国，这只是时间问题。除非英国人能够强大起来，让竞争对手在进攻时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否则，就不得不接受虎视眈眈的军事强国的政治标准。
为了取代对英帝国殖民地代价高昂的军事占领，他们主张更为抑制的包容政策，呼吁建立“英联邦”国家。让每一个成员国都抱有独立的错觉，这样，英国就可以减少派驻印度和埃及占领军的高额成本，而且现在地盘还扩大到了非洲和中东。“非正式帝国”的说法有时就用来说明这种转变。
这一日益壮大的帮派聚集在颇具影响力的伦敦《泰晤士报》周围，包括外交大臣阿尔伯塔勋爵格雷，历史学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成员阿诺德.托因比以及H.G.韦尔斯，负责南非项目的阿尔弗雷德勋爵米尔纳，还有地缘政治学这一新领域的倡导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福德?麦金德，这一帮派的雏型形成于1919年凡尔赛谈判期间的凡尔赛宫走廊，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atham
House）的基础。
在相互割据、争吵不休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由犹太人主导巴勒斯坦，只有求助于英国的庇护才能勉强存在下去，这一想法正是上述帮派的英帝国新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凡尔赛和会期间，麦金德描述了他们的这一设想，即英国保护下的巴勒斯坦领地将在英国迈向1918年后的全球帝国的“大博弈”策略中所起的作用，这个帝国将在英国操纵和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影响下形成。
麦金德在1919年这样描述了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长远打算：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岛屿，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如果把阿拉伯半岛看成从欧洲到印度、从北部腹心地带到南部腹心地带的走廊，是世界岛屿的中心，那么，在当今世界，耶路撒冷这个山地城堡的战略地位，与在中世纪或者在古代巴比伦和古埃及时期，同等重要。
他写道：在苏伊士运河上成千上万的船只穿梭于印度和欧洲之间，这些船只处于巴勒斯坦驻军的有效打击距离之内，而且穿越雅法附近海岸的铁路干线一直在修建，通过这条铁路干线可以将南部腹心地带和北部腹心地带连接起来。
巴尔弗是麦金德的朋友，对于巴尔弗1917年给罗斯柴尔德所提建议背后的特殊意义，麦金德写道：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是战争最重要的胜利果实之一。现在，我们可以讲出真相了……这是一片处于世界的实际中心和历史中心的国土，是使犹太人凝聚成一个民族的国土……有人试图区分犹太宗教和希伯来人，但是，可以肯定，对他们民族身份的普遍看法基本相同。
“圆桌”圈子的宏伟蓝图是把英国的广大殖民占领区连接成片，从南非的塞西尔?罗得斯开办的金矿和钻石矿和罗斯柴尔德的联合金矿往北到埃及，并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美索不达米亚、科威特和波斯，进入东方的印度。
1916年，英国占领德国在中非的殖民地坦噶尼喀，这一战虽然不是迫使德国求和的关键之役，却使英国完成了控制好望角到开罗这一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有控制这一广袤地区的巨大能力，就能够控制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原材料—黄金和石油。前者是世界贸易交易标准的基础，后者是从1919年开始现代化工业时代最重要的能源。
进入21世纪初期的现实与1919年的现实没有两样，仍然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只要控制了黄金和石油，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会臣服于大英（美）帝国的权杖之下。塞西尔.罗得斯直到1902年去世一直都是这一所谓的“非正式帝国”精英帮派的主要财政资助人。
布尔战争（1899～1902）是这个帮派的又一计划，为了保证英国对德蓝士瓦巨大丰富矿藏资源的牢固控制，罗得斯出钱并亲自挑起了这场战争。当时，这一地区控制在荷兰裔希尔人手中。罗得斯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等圈内其他成员贸然挑起了这次战争，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这一战争中脱颖而出。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产地牢牢地控制在英国人手中。
自1848年加州“淘金热”以来，德蓝士瓦是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黄金产地。控制这一地区，对于继续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体系龙头老大的地位和金本位主宰的角色至关重要。米尔纳勋爵、简.史穆兹和罗得斯都是新帝国帮派的成员，作为“大博弈”策略的一部分，击败了独立不羁的布尔人，建立了南非联盟。
截至1920年，通过军事占领、两面三刀，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英国保护领地作为犹太人家园等种种手段，英国不仅牢牢控制了前奥斯曼帝国新发现的巨大石油财富，而且成功地控制了南部非洲，包括以前的德属西南非洲。但是，1920年并不太平。英帝国刚刚走出战争，又面临破产，其境况或许比参战时更糟。
第五章明争暗斗
英美争当世界霸主
一战之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势力明显增强，英帝国的三大权力支柱受到全面威胁。为了确保在经济与政治角逐中的主导地位，英国进一步加紧对石油控制权的争夺。
第五章明争暗斗
英国打仗，摩根出钱
英国从1919年凡尔赛和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在许多方面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然而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一个极不引人关注的细节就是，英国是靠借钱打赢了这场战争。
总额达到几十亿的美国存款，是英国打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存款都是由华尔街的摩根公司募集的。1919年凡尔赛和会期间，英国欠美国的战争借款数目惊人，达到了47亿美元。当时，英国的国内经济已经深深地陷入战后萧条，工业一片混乱。在经历了四年战争之后，国内物价上涨了300%。英国的国家债务增长了九倍多，从1913年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增长了924%，达到了74亿英镑之巨。
如果说英国是以领土征服者的姿态成为凡尔赛和会的胜利者，那么美国，或者至少是美国某些强大的国际银行和工业利益集团，已取代英国成为最强大的世界经济力量，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初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几年里，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权力争夺。
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支撑英帝国权力大厦的支柱主要有三个：控制世界海上航线，控制世界银行业和金融，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美国新生的“国际主义”派，对每根支柱都形成了威胁。
这个曾经亲英的美国帮派几十年一直受伦敦栽培，现在他们决定不再当温顺的小学生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英国和美国之间为了共同而又冲突的目标，相互争斗，十分惨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也就是在这个冲突中埋下的。
美国要下的赌注十分巨大。美国能否借助其经济地位成为政治上具有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亦或在凡尔赛和会以后，在英国主导的英美共同统治的框架内，美国是否
甘当一个有用的，但明显居于小兄弟地位的伙伴？换句话说，凡尔赛后和会的这个世界新帝国的首都是继续留在伦敦，还是移到华盛顿？在1920年，这一问题的答案还不是十分清楚。
1921年，英国驻美大使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急件中对英美经济政治竞争的紧张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美国政客中务实派的最大野心是，为美国赢得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同时成为英语国家的领导者。为此，他们打算建设强大的海军，组建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他们还打算阻止我们通过向美国输送货物冲抵我们的欠款，他们在寻找机会把我们当成附属国对待，因为我们的欠款没有还清。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市场一直是美国，通过与精心选择的纽约银行建立联系，投资铁路和其他领域。于是，1914年10月，英国战争部向中立的美国派驻了一位特别代表，专门安排采购战略物资和其他一些重要物资，当时以为战争并不一定能打多久。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四个月，英国政府委任纽约私人银行摩根公司作为其从美国采购全部战争物质的唯一采购代理。摩根同时还担任了英国政府向美国私人银行募集战争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战争中，英国又成为战争物资采购和贷款的保证人。这是一个巨大的信贷金字塔，坐在塔尖上的是美国摩根银行。在如此巨额而又充满风险的赌局中，还从来没有哪家银行敢单独下注。
1914年第一次世界战爆发时，整个英帝国和英国本身实际上已经破产。我们已谈到这点。但是，英国的财政官员确信，美国政府和纽约银行界的亲英派会支持英国。
摩根银行和纽约金融界，在协约国的战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一个垄断性安排，对所有美国军需品和战争物资的采购，以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的粮食和食品等必需品的供给，都由摩根银行一手操办。摩根通过它在伦敦的分支机构摩根格林菲尔公司和巴黎的分支机构摩根哈叶斯公司来完成对整个协约国的供给。摩根格林菲尔公司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也是英国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的亲密朋友。考虑到英国战争需求的规模，对一家投资公司来说，手握如此之大的权力，这样的先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握有整个协约国集团唯一采购代理权的摩根，已经成为美国未来工农业产品出口事实上的主宰。在向欧洲的反德战争提供巨额而利润丰厚的出口订单方面上，摩根可以决定花落谁家。
像杜邦化工这样的企业成长为国际企业巨头，就是得益于它们与摩根的特殊关系。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粮食贸易公司得以壮大，也是因为专供摩根的欧洲客户。这些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为摩根为英国和法国私下募集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是通过杜邦和一些朋友的资源募来的。这反过来成了欧洲巨大军火市场的保证。
由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当时表示严守中立，所以，摩根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随后几年里，当数十亿美元的战备物资和信用贷款流向英国时，中立变成了一层掩人耳目的面纱。仅采购代理一项，摩根就根据所有装船物品的净价抽取2%的佣金。生意做得太大了，于是，摩根邀请后来担任国务卿的斯特蒂纽斯作为摩根的高级合伙人，负责处理业务量庞大的战争采购事务。
作为一个中立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中立国为交战国建立物质补给基地。在后来的美国参议院质询中，摩根本人受到指控，牟取暴利，并直接从与摩根的合伙人有利益关联的企业采购。到1917年，英国战争办公室已经通过摩根银行下了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通过摩根及其设在纽约的金融财团直接筹集的贷款，还没有包括在这里面。
1915年，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说服一筹莫展的威尔逊总统，为了维持美国的出口，美国私人贷款十分必要。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到1915年时，在1913年的基础上，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增长了68%。到1917年美国参战支持英国前，协约国通过摩根银行、花旗银行和其他纽约的大投资机构募集了大约12.5亿美元，在当时这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私营金融机构来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调动，必须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有良好的关系。恰好，这个刚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头是摩根银行的前任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即便如此，这一业务的巨大风险也曾几次险些引来灭顶之灾。
1917年1月，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俄国最终撤出战争，英法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使得摩根及其纽约的金融财团产生了发起更大的宣传攻势和动用更多资源的动力。只有美国出兵才能扭转欧洲的败局，改变摩根及其欧洲代理客户们的困境，当这一点变得十分明确时，他们开始行动。英国秘密情报机关最高层和美国新闻界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美国新闻界认为，美国应当站在“正义”的一方加入欧洲战争，支持英国。摩根公司和英国的努力如果失败，那么他们将在1917年上半年就面临彻底的金融崩溃。
对摩根公司和伦敦来说，他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德国将军艾里克.鲁登多夫为盎格鲁-摩根利益集团避免了一场金融崩溃。1917年2月，德国宣布全面开展潜艇战，其意图是切断美国对协约国的石油供给。美国油船连续被击沉没，为摩根控制的美国新闻界大肆鼓吹结束中立立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1917年4月2日，当美国国会对德宣战时，纽约金融界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斯特朗的支持下，发起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次金融运作。
在1913年12月23日，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没有被说服签署联邦储备法的话，美国是否会把如此巨大的资源投入到欧洲战争中就不好说了。1914年8月，如果没有这部新的法律，英国是否会策划如此大胆的计划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帝国，也很值得怀疑。就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摩根公司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巨头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德国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会对金融投机进行严格的限制，而参与制定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这个利益集团，完全是由摩根家族的精英们控制的，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把纽约变成国际资本中心。
从此，纽约的银行家开始采用英帝国的财政风格。
1917年8月，美联储启动“自由债券”和其他债券的销售，为美国政府募集战争经费。在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活动中，以个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美国国库券，是通过摩根和其他一些大型纽约投资机构发售的。这些债券的规模巨大，数目惊人，1919年6月30日达到了214�78亿美元。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动用过如此巨额的资金。当然摩根公司从这笔生意中拿到的佣金也相当可观。
到1920年，针对这场为期四年的战争和全球性浩劫，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曾带着满意的口吻写道：“全世界的国债规模已经增加到2100亿美元，是过去六年的475%。很自然，各类公债的规模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数目翻了无数倍。”拉蒙特还说，“发行如此巨额的债券，其影响在世界所有投资市场上都十分明显，但是尤以美国为甚。
一旦摩根家族和纽约投资银行家们品尝到了作为世界金融领域领导者的好处，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将联合起来，不惜一切。
摩根家族主事的人，包括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他们在华尔街的密友伯纳德.巴鲁克等人，在凡尔赛和会的秘密会议上，便拟定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账单”。
他们共同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赔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常设机构，专门为德国向协约国支付战争损害赔款设定准确的数额和方式。
尽管巴尔弗和某些英国政府官员认为，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债务赦免，体现战胜国的宽宏大量。但是，作为精明而又保守的银行家，摩根和他的朋友们，在享受和平带来的歌舞升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协约国欠下的巨额战争贷款。美国一宣布正式参战，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转手的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其结果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随着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渐渐地，美国政府已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新势力的有用工具。
纽约银行家挑战伦敦金融城
就在凡尔赛和谈的过程中，成立了一家专门协调英-美之间战略事务的新机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莱昂内尔.柯蒂斯是组建这一研究机构的倡议人。莱昂内尔.柯蒂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包括巴尔弗、米尔纳等人在内的秘密“圆桌”会议（也被称为“新帝国”圈子）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建议是1919年5月30日提出的，正是凡尔赛和谈期间，地点在马加斯饭店的一个私人聚会场所。菲利浦.克尔即洛锡安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和圆桌会议的其他成员参加了此次的重要聚会。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个名义上的任务就是撰写凡尔赛和会的“官方”历史。这个皇家研究所接到的第一份捐赠就是由摩根集团的托马斯.拉蒙特捐献的2000英镑。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是这个机构第一个领工资的正式成员。
在凡尔赛，这些人还决定，为这家伦敦的研究所建立一个美国分支机构，为了掩盖与伦敦研究所的联系，他们把美国的分支机构命名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纽约理事会最初的组成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于摩根集团，资金全部由摩根承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密切联系，在凡尔赛和会之后，美国的利益能够与英国的利益协调一致。但是，过了很多年，这一目的并未达到。
在20世纪20年代整整十年的时间里，英美在战争赔款条件、橡胶协议、海军协定、新的金本位平价，尤其是在对未开发的世界石油产区的控制等每一方面都锱铢必较，剑拔弩张，经历了这一艰难过程，英美对全球的联合共管才出现现在的局面，摩根集团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与伦敦的皇家研究所之间的政策协调才产生效果。
1922年，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凡尔赛和谈的关键人物，和谈协议第231条款（臭名昭著的德国“战争罪”条款）的主要起草人—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杂志《外交》上撰文阐述了摩根及其纽约银行家同仁们的思想。这一思想十分简单，即“有战争必然有损失。
战争造成的损失通过债务来衡量。债务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内部的、赔款、盟国之间的……一般体现为债券或纸币”。
根据杜勒斯的计算，英国和其他同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总额是125亿美元，利率为5%。而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欠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33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当时是无法想像的。1921年5月最终敲定的数字为1320亿金马克。德国只有六天时间决定是否接受上述条款；如果拒绝，协约国将对鲁尔工业区实施军事占领。在全球石油争夺起关键性作用的背景下，军事占领的问题很快将再次出现。
德国是凡尔赛和会的主要目标，在凡尔赛和会上，德国的所有殖民地都被瓜分了，因此，她也失去了宝贵的原材料资源。德国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25%的股份被剥夺，最终由英国转给了法国。
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包括实施协议的机构—国际联盟，但是，以摩根集团和纽约的美联储为轴心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停止掌控战后的欧洲金融命脉的步伐。凡尔赛和会之后，1919～1929年10月年华尔街崩盘这段时期，德国的战争赔款，以及同盟国之间的“三角债”，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欠英国的钱，以及英国欠美国的钱，如雪上加霜，左右着世界金融和财政政策。这一时期整个国际金融金字塔，完全是由惩罚性战争债务的大厦支撑着。在债务问题上，摩根和纽约银行的新贵们拒绝妥协。
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国家的债务总规模十分巨大，以至每年国际金融体系处理债务的业务量甚至都超过了每年美国的外贸的业务量。纽约国际银行界将世界资本的流向调整到处理这一数额巨大的债务问题上。处理债务业务是以牺牲投资为代价的，这些投资对于满目战争疮痍的欧洲经济重建和现代化如久旱之甘霖。
由于欧洲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摩根公司取得到了竞争优势，纽约的信贷支配着一切。与其投资于美国的战后经济扩张，不如把钱贷给战后的欧洲利润要丰厚得多。以摩根和摩根集团成员本杰明.斯特朗领导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核心，纽约金融界不遗余力地维持美国的低利率。其结果是，美国的贷款如洪水般地涌入战后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在这些地方资本获得了比在美国本土多得多的风险收益，而伦敦和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国金融侵占他们的传统市场。
1924年，在银行业这一关键领域，英美之间的争斗达到了战后的白热化程度。当时，美国威胁，要进入英帝国的黄金和原材料中心，英国刚刚在二十年前通过血腥的希尔战争占领了这一地区。
1924年下半年，南非政府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金融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克姆勒任主席，专门就是否置英国于不顾而重返国际金本位制提供咨询。
直到1924年，英国仍深陷战争的灾难不能重返金本位，如果重返金本位，英国经济会遭受严重挫折，因为那时仍然有近150万英国人失业。
克姆勒告诉南非人，他们应与纽约银行建立直接的金融联系，绕开对伦敦的传统依赖。伦敦城的金融家们心知肚明，这样一来，就会为美国从经济上占领英国用军事力量取得的地区打开大门，获得了南非，就获得了世界黄金供给的主导权，进而获得世界信贷的主导权。伦敦迅速行动起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然而战争的伤痕远未痊癒。
在凡尔赛和会期间，美国退守新孤立主义（这一直引起很大争议），英国因此坐收渔利。当时美国国会转变了态度，不支持英国的国际联盟的想法，尽管威尔逊总统支持。经过凡尔赛和会的充分协商之后，世界新秩序的绝大多数特征已经形成。由于美国退到幕后，英国得以在欧洲、非洲和中东横冲直闯，建立起自己长期的关键性霸权。
但是，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强大的美国银行业和石油利益集团绝不会甘当孤立主义者。英国要么击溃这个威胁，要么有效地将其纳入一个新的大西洋联盟。
英国为石油霸权而战
凡尔赛条约墨迹未干，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就很快认识到，他们的英国盟友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排除在战争分赃之外。通过英国秘密拥有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英国政府实际控制着新近划分的中东边界和战后的欧洲市场。
1920年4月，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召开了协约国最高理事会部长会议，拟定了对前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进行瓜分的细节。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亚历山大.米勒兰达成了圣雷莫协议，英国人让出了在美索不达米亚25%的石油开采份额，而法国则同意，在新的国际联盟保护下，美索不达米亚由英国托管。
而英国给法国的份额是从德国人那里抢来的，这些份额曾经是德意志银行在以前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25%的股份，是凡尔赛和会战利品的一部分。
对剩下的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75%石油的开采权，通过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仍然牢牢控制在英国政府手中。法国政府成立了新的国家支持的公司—法兰西石油公司（CFP）。第二年，在法国工业家欧内斯特?梅西的领导下，法兰西石油公司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了许多新的利益。
亨利.德特丁爵士，是领导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英国人，同时也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信赖的间谍，承诺法国可以拥有毗邻法属叙利亚的一部分石油开采权，作为交换，英国牢牢控制了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未开发的巨量石油储备。
圣雷莫协议本身就是约翰.卡德曼爵士的杰作，那时，他是帝国石油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后来是英国政府所属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领导人。卡德曼和德特丁两人私下就定下了圣雷莫协议的条款。
毫不奇怪，英国的国家石油霸权地位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根据圣雷莫石油协议，英国给予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采出的石油总量的25%。作为交换，法国慷慨地授权英国石油公司在法属叙利亚至地中海石油港口之间铺设石油管道。
石油管道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业务都可以免除法国征税。卡德曼计算过，由于法国缺乏实质性的石油生产能力，英国必然会在整个中东的日益增长的石油财富中形成实际上的垄断。圣雷莫协议还包括一项条款，英国可以排除任何外国公司在其领地内进行开采。
此外，圣雷莫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对罗马尼亚和苏联的石油关系上，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
这一协议的影响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经济上遭受的打击大大超过了英国，圣雷莫协议似乎是伦敦获得的一个意外收获，它确保了法国对英国全球石油版图的支持，这一全球版图是以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为中心的。
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阿拉伯局
1921年3月，在开罗，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召集了大约40名研究近东问题的一流专家，讨论对这一地区新获得的版图进行最终政治分割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几乎囊括了所有一流的英国阿拉伯问题专家，有丘吉尔的亲密朋友劳伦斯、珀西.考克斯爵士、格特鲁德.贝尔等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英国殖民部中东局，取代1916年成立的阿拉伯局。根据在开罗拟定的计划，美索不达米亚被重新命名为伊拉克，由麦加的哈斯米.侯赛因.阿里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因统治。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永久驻扎伊拉克，伊拉克政府被置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官员的有效控制之下。
1921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代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正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参与中东的石油开采，英国外交大臣柯曾勋爵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发了一封简短而又粗暴的回信，声称在英国控制下的中东不允许任何美国公司进行石油开采。
圣雷莫协议点燃了英美之间对世界石油控制的激烈争夺战，并在20世纪20年代持续了整整十年。这一争夺战对形成美国和英国与苏联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关键性的最初岁月中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形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苏联先是在列宁领导之下，后来是在斯大林领导之下。
惊慌不安的美国石油集团和银行集团担心，英国正一步一步地取得全球石油的垄断权，不惜牺牲美国的利益。德特丁领导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用铁腕控制住了荷兰东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战后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巨量石油开采权。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拉丁美洲也变成了英美之间激烈争夺的焦点。
为控制墨西哥而战
1910年，在墨西哥湾的墨西哥沿海城市坦皮科市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不久，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派军队进驻墨西哥。此举的真正目标不是墨西哥政权，而是墨西哥政权后面的英国利益。191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坦皮科港逗留期间被拘留，威尔逊总统以这件芝麻小事为借口命令美国军舰占领维拉库兹。美国海军陆战队武装登陆，强行占领墨西哥海关，其代价是20名美国人和200名墨西哥人阵亡。
他们的目标是把维克多尼奥罗.韦尔塔将军赶下台，韦尔塔将军是一手由墨西哥鹰石油公司扶上台的，并得到其财政支持。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的总裁威特曼?培生是英国石油的吹鼓手，后来被英国女王封为考德雷勋爵，曾经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在为英国瓜分墨西哥石油方面与德特丁和壳牌石油有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当威尔逊派兵的时候，墨西哥鹰已经设法得到了墨西哥石油一半的开采权。
眼看就要与德国开战了，英国决定巧妙地放弃对韦尔塔政权的支持，卡兰萨将军政权的合法性立即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承认。洛克菲洛的标准石油公司为卡兰萨出枪又出钱，包括十万美元现金和大笔大笔的燃料贷款。美国石油巨头从英国石油巨头手中接管了墨西哥。当时，坦皮科的油井令全世界羡慕，塞罗?阿苏尔一口井一天的产油纪录达到20万桶。
随后，当卡兰萨开始着手维护墨西哥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时，他变成了1916年一场激烈运动的焦点，标准石油公司出钱支持游手好闲的歹徒潘科.维拉，反对卡兰萨。
就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之前不久，珀欣将军率部队被派往墨西哥执行短暂任务，但无功而返。后来，美国即将站在英国一边参与欧洲战争，英国和美国决定联手抵制卡兰萨领导下的墨西哥。对墨西哥来说，十分幸运的是，由于战事频频，无暇他顾，这个国家暂时躲过了英美石油争霸的硝烟，成了世外桃园。卡兰萨总统继续执政。直到1920年，凡尔赛和会之后，他被暗杀。
卡兰萨留下了许多遗产，其中之一就是1917年批准的墨西哥第一部宪法，该法包括了专门一段，即第27条，规定“所有矿产、石油和所有固态、液态或气态碳氢燃料……都由国家直接所有”。非墨西哥国民获得石油开采权的唯一条件就是，承认墨西哥法律在商业事务上具有完全主权，没有来自外国政府的干预。为了墨西哥的石油，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一直在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这种争斗甚至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到卡德纳斯政府决定，对所有外国石油股份实施国有化。这一决定引起了英美石油巨头的不满，此后的40年里，墨西哥一直受到这些石油巨头的抵制。
英国控制石油的秘密
在1910年墨西哥发现了大油田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英国的墨西哥鹰石油有限公司在董事会主席威特曼.培生（考德雷勋爵）的领导下，在墨西哥的石油开采市场频频亮相，重拳出击，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形成抗衡。
像其他所有的英国大石油公司的经理人一样，培生也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工作。1926年，他把墨西哥鹰的权益卖给了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培生成了考德雷勋爵，他把墨西哥的石油财富组建成一家受保护的托拉斯，这就是后来的培生集团。它是伦敦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集团之一。这个集团拥有伦敦《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这样的出版媒体，在影响很大的伦敦-纽约-巴黎商业银行拉扎德福里勒中占有很大的股份。
在控制主要石油储备的全球角逐中，英国外交部、秘密情报机构和英国石油利益集团的政策，以一种十分隐蔽但却非常有效的方式相互配合着。当时，除了苏联，其他国家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还控制着庞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实际上，这些军工企业直接服务于政府的利益，即主导直致最终控制所有具有巨大石油储备的地区。其中有四家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全部都是英国秘密情报活动的组成部分。
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尽管它叫这个名字，已经落入英国政府代理人的秘密控制之中。荷兰人德特丁在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时，第一次认识到石油民用的潜力，后来，他升任一家小的荷兰灯油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名叫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专营印度尼西亚石油。
1897年，德特丁意识到，控制其贸易的海上航运期限至关重要，于是他与一家船运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他把自己的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与一家伦敦的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合并。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是由精明的英国运输巨头马库斯.塞缪尔（比尔斯德勋爵）建立的，他还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油轮。
德特丁的皇家荷兰公司与塞缪尔的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的合并，成为后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托拉斯，当然这离不开英国政府的秘密支持。即使在美国，通过加州油田公司和俄克拉何马的罗萨那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很快成为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的竞争对手。上述两家公司完全由海外的壳牌公司拥有，却不必担心受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管制。在美国境内，反托拉斯法对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有许多限制。
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专门开采英国政府在波斯和中东的专属石油资源。
为了寻求对未来全球石油勘探的控制，英国政府还建立了另外一家关系公司，这家鲜为人知的公司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有紧密联系。这家公司名为达西勘探公司。
20世纪20年代早期，石油争夺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英国的达西勘探公司就处在这一政治的中心。“达西勘探公司在中美洲或西非、中国和玻利维亚的代理人，似乎首先总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评论说。
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全球从事秘密石油战争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实体是一家名义上的加拿大公司，由一个叫奥维斯先生的人领导，名叫英控石油公司，简称BCO。如同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BCO由英国政府秘密控制。奥维斯的任务是为英国在中南美洲攫取新的重要石油省份，以抗衡美国洛克菲勒所属公司的种种图谋。
1918年，奥维斯设法让英国承认哥斯达黎加梯洛哥政府，作为回报，BCO得到了靠近巴拿马边境和重要的运河地区超过700万英亩地的石油开采权。美国拒绝承认梯洛哥政府，就在1921年，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发生了边境冲突，美国站在哥斯达黎加新政府一边进行干预，这就是外号为中美洲的“玩具战争”。哥斯达黎加新政府立即宣布，所有以前由梯洛哥政府签署的石油开采权，尤其是授予BCO的石油开采权一律无效。
美国的石油公司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开采权，哥斯达黎加新政府也很快发现，他们很容易从纽约银行得到贷款，而且贷款条件十分优惠。
针对这一情况，BCO开始向南，往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市发展。1922年在入海口附近，大批高产油井被发现。奥维斯为他的英控石油公司拿下了油水最大的油井。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很快跟进，设立了全资的委内瑞拉石油开采有限公司和科朗开发公司。当然，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也很快加入了石油争夺战，成立了委内瑞拉标准石油公司。20世纪20年代早期，委内瑞拉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有英国政府的背后支持，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配合，英国石油企业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通过其石油公司控制的世界石油产量不足12%。到1925年，英国控制了世界未来的大部分石油供应。
爱德华.麦凯.埃德加爵士在1919年9月英国金融杂志《斯帕林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顾当时的整体情况：我要说，中南美洲三分之二改良过的油田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奥维斯集团其所属公司实际圈掉了加勒比海三分之二的油田，完全属于英国的，其制度安排就是为了保证该集团的所有业务永远掌握在英国手中……或者，再以壳牌集团为例，它是所有石油公司最伟大的一家公司。壳牌石油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油田都独家拥有或控制着相关业务，这些产油区包括美国、俄罗斯、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罗马尼亚、埃及、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印度、锡兰、马来群岛、中国北部和南部、暹罗、海峡定居区（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地区）和菲律宾。这一局面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并结出硕果，还需要再等上几年，但是最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这一点丝毫不容置疑……用不了多久，美国将不得不从英国公司手上买油，而且支付的美元会越来越多，因为离开了石油，她就无法生存，又不能自给自足。
但是，在1922年，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导致了多年后美英战后冲突的“停战”期。来自东方的具有威胁的新联合迫使华盛顿和伦敦形成具有全球霸权的共同治理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形成了一直延续直今的全球霸权的战略中心。我们必须到热那亚去看一看，这一事态如何促成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
这一次又是德国，无视英国的指挥棒，迫使英国与其华盛顿对手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第六章 步调一致
英美联手收拾德俄
面对苏联巨大的石油储备，英美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德国半路杀出，搅了英美人的美梦。英美联手，一方面配合西欧国家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压制德国，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卡特尔—“七姊妹公司”。英美还精心密谋，为希特勒上台铺路。
第六章 步调一致
热那亚会议
1922年4月16日，在热那亚的阿尔贝蒂庄园，参加战后国际经济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在会上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其冲击波远及大西洋彼岸。这是一枚政治炸弹。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向包括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在内的与会各国部长宣布，德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了双边协议，协议中，苏联同意放弃向德国索要战争赔偿，条件是德国同意向苏联出口工业技术及其他事项。
拉帕洛条约，以热那亚附近的一座小村的名字命名，在那里，德国人和苏联人最终达成了一致，令参加阿尔贝蒂庄园会议的所有代表震惊。该消息立即引起了恐慌式反应，特别是与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热那亚会议是在英国的敦促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达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凡尔赛和会后英国确定的一系列战略目的。即首先是为重新建立1914年之前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奠定基础；其次是通过邀请苏联参会，英国打算利用这次会议与苏联重修旧好。此前，苏联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挤，因为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单方拒绝偿付沙皇俄国的所有债务。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打算以任何官方形式参与热那亚会议，这就给英国更大的空间来主导这次会议。
英国向莫斯科伸出橄榄枝是别有用心的。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意在打开与俄罗斯做赚钱生意的大门，让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其他英国石油公司控制遭受战争蹂躏的巴库油田。壳牌公司的德特丁与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一唱一和，从1918年开始，向白俄反革命集团秘密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法国，买下了俄国革命前签署的开发俄罗斯巴库油田的租约，他预计遭受经济孤立和战争重创的苏联政权会很快跨台。
这系列事件正是发生在臭名昭著的洛克哈特阴谋期间，这一时期，英国驻莫斯科使节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与西德尼.雷利一起，因试图在1918年8月刺杀列宁遭到缺席审判并判处死刑。这也是英国与盟军在阿尔汉格尔登陆的时期。丘吉尔领导的殖民事务部一直都在执行一项政策，对俄国倒霉的克伦斯基政权的前战争部长鲍利斯.萨芬科夫领导的流亡政府提供支持，这位领导人声名儿狼籍，是个吗啡瘾君子。在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到1920年，德特丁已经向兰格尔将军和邓尼金将军、高尔察克元帅和其他将军领导的白俄反革命集团输送了巨额现金。德特丁建立了盎格鲁-高加索公司，期望拿到巴库油田的开采权。迫不急待的德特丁甚至募集资金，建立巴库的分裂主义组织，让其承诺给予德特丁石油开采权。
四年来英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利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手段，试图推翻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到1922年，英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试图介入英国看来更为务实的、列宁制定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即1921年的“新经济计划”。
美国觊觎俄国石油
获得开发和控制俄国大油田的垄断权，是1922年德特丁和英国的美梦，而包括洛克菲勒标准集团在内的强大的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也在做同样的梦。但是，直到1922年，英国想进入苏联的新招数看起来还是不切实际。在获得苏联石油开采权方面，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哈里?辛克莱领导的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此时正好被牵涉进在美国爆发的“怀俄明茶壶顶海军储备”石油租约的丑闻中。
哈里.辛克莱把自己装扮成俄克拉何马“独立”的石油商人，实际上是标准石油公司和银行利益集团的一位“中间人”，在一些由标准石油公司直接出价可能会引起怀疑的市场上，往往由辛克莱出面进行投标，这样的怀疑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壳牌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辛克莱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独立特行”。在辛克莱炼油公司的董事会里有小西奥多.罗斯福，他是美国前总统的儿子，其兄弟阿奇博尔德.罗斯福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副总裁。威廉.波伊斯.汤普森也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董事，他还是洛克菲勒大通银行的董事，这家银行隶属于标准石油公司。
20世纪20年代初期，哈里.辛克莱与苏联代表列奥尼德.克拉辛在伦敦举行会谈。他们会谈的结果之一是，他与美国参议员阿尔伯特.法尔和阿奇博尔德.罗斯福一起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就珍贵的巴库油田包括萨哈林岛油层的开采权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他们还将与苏联政府成立一家各占一半股权的合资公司，平等享受全球石油销售的利润。辛克莱等人同意，在项目中的投资不少于11500万美元，并且同意为俄罗斯政府申请更多的美国贷款。莫斯科知道辛克莱与美国总统哈丁和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府关系很密切。要获得美国的贷款必须在外交上得到美国对苏联的承认，这将打破国际上对苏联的孤立。辛克莱同意并说服哈丁总统承认苏联政府。
但是，在怀俄明，一件丑闻突然浮出水面，牵涉到辛克莱、法尔，甚至哈丁总统，丑闻涉及到他们把美国政府在怀俄明茶壶顶地区利润丰厚的石油资产以租赁合同的方式授予了出去。据传闻，这件丑闻是竞争对手德特丁的壳牌集团的代表暗中唆使的。在随后的传媒丑闻和国会质询中，没人提到这一惊人的巧合，即“茶壶顶”事件发生时，正值辛克莱和美国从德特丁和英国的眼皮底下获得珍贵的巴库油田开采权。
1922年4月14日，正好在哈丁总统准备宣布与苏联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的节骨眼上，《华尔街日报》头版上赫然刊登了“茶壶顶”事件和哈里.辛克莱卷入其中的报道。没过一年，哈丁总统莫名其妙地暴死。柯立芝总统的继位使辛克莱和巴库项目胎死腹中，承认苏联的计划也无果而终。老辣的英国情报人员四处活动，阻挠了美国主宰苏联石油开采的企图，这一点毫无疑问。
德俄结盟甩开英国
这就是热那亚会议召开前的大背景，在美国做出的种种努力惨遭挫败之后，英国打算在控制苏联丰富的经济资源方面取得突破。但是，就在历时数周的热那亚会议期间，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和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签署了一个全面的条约，英国、法国或美国政府事先对此却一无所知。
拉特瑙的首选绝对不是与苏联打交道。在凡尔赛和会之后，他以德国经济重建部部长的身份，反复向英国和其他盟国政府提出建议和请求，允许德国重振其经济，这样，德国才能用出口收入来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重负。他的请求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雪上添霜的是，1921年英国政府对所有德国进口物资征收26%的禁止性关税，这给德国制定现实的支付战争赔款方案而做的努力进一步制造了障碍。
面对英法挥动的大棒，拉特瑙这位出生于德国著名工程师家族的后代，大型电子公司AEG的前董事局主席，决心通过发展向苏联出口重工业产品，来制定让德国工业重建的战略。
凡尔赛和会之后，在德国战后经济的废墟上，赤字财政政策一直是德国政府的一个必要的应急办法。德国中央银行实际上是用印刷钞票的方式来弥补国家赤字，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的货币供给远远大于德国经济的实际产出，导致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但是，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似乎很有限，且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
拉特瑙深知，战败本身所导致的巨额成本已经埋下了整个经济通货膨胀的祸根。到1919年，帝国马克黄金平价已掉至战前水平的一半。官方统计表明，战争造成了批发价格上涨了150%，而且黑市价格还远远高于此。为了征集战争所需资金，德国政府采取了权宜之计，向民众大量举债。而英国一直有能力从海外募集战争所需经费，特别是通过纽约的摩根公司，德国则被挡在这些主要的信贷市场之外。
而且，在战后，协约国胜利者有步骤地剥夺了德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像坦噶尼克和西南非洲这样对德国有价值的所有殖民地，也被英国接管了。通过建设巴格达铁路而打开的
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市场也被拿走。德国还失去了对其钢铁工业最为宝贵的铁矿石源：阿尔萨斯-洛林及其以东地区，包括西里西亚，有着丰富的矿物和农业资源。在凡尔赛和会之后，德国失去了75%的铁矿石资源、68%的锌矿石资源和26%的煤炭资源。阿尔萨斯的纺织工业和钾盐矿也失去了。凡尔赛和会以后，它的整个海上商船队、河运船队的五分之一、渔船队的四分之一、5000辆机车、150000辆有轨电车和5000辆卡车都由协约国军队接管了。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战争赔偿的合法名义下进行的，而战争赔偿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
1921年5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开会，草拟了被称作“伦敦最后通牒”的德国“最终”赔款计划。该计划把德国给胜利方的战争赔款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的天文数字，甚至英国的赔款专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认为，这一数字超出德国实际能够承担的最大支付数额的三倍。赔款债务每年还要征收6%的利息。所有德国出口货物按报关价值征收26%的关税，直接支付给柏林的盟军赔款代表处。另外，还有众多苛刻的条件，包括几种作为“保金”的税。任何一笔赔款的支付方式可以由赔款委员会单方决定。
“伦敦最后通牒”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后通牒。对于盟军方面所提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除非德国议会在六天内完全同意，否则盟军将占领并且控制德国的鲁尔工业腹心地带。毫不奇怪，德国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接受了这一措辞极为严厉的最后通牒。
对伦敦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来说，拉帕洛条约真正引起他们警觉的是，条款中隐藏的某些含义。大量德国的机械和设备、钢铁和其他技术将被卖到苏联，用于重建和扩展巴库油田。
反过来，德国将在德国境内建设由德苏共同拥有的原油和汽油分销中心，为苏联石油打开市场，此项工作具体由德俄石油销售公司（DEROP）承担。这有利于德国摆脱英美石油利益集团的铁腕控制，自凡尔赛和会以来，英美石油利益集团完全垄断了德国的石油销售。拉特瑙从来没有拒绝过伦敦在最后赔偿通牒中的要求。但他坚持用实际的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
军事占领鲁尔地区
拉帕洛条约很快就引起了反应。4月18日，该条约在热那亚正式宣布两天内，德国代表团就收到了协约国的抗议，指责德国“背着”赔款委员会与苏联谈判。
1922年6月22日，拉帕洛条约公布两个月之后，德国外长拉特瑙在离开位于柏林的家时被暗杀。两名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后来被指认为拥护君主制的“C`组织”成员）被指控实施了这起谋杀，这起事件被描述为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但是，在德国内部，舆论矛头直指“外国利益集团”，还有一些人认为，英国或者说英国的利益集团是两位凶手的幕后主谋。无论如何，著名政治家、拉帕洛条约的设计师走了，国家的根基动摇了。对拉特瑙的谋杀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前和今后遭受的恐怖袭击的开端。
在公开场合，英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法国庞加莱政府复仇政策的距离，在这一假象的掩盖下，英国已经提出了补偿要求。在1916年英法之间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中，法国将摩苏尔地区的法属领土割让给英国。作为回报，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说过，英国向法国私下保证，只对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提出口头抗议。这非常符合英国的“均势”需要，法国充当了征服德国的急先锋。
庞加莱政权所缺的只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1922年12月26日，在伦敦的盟国赔款委员会安排的年终会议上，法国总统庞加莱宣布，德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没有为法国的电话杆线路建设提供所需要的木材，提供的煤炭也缺斤短两，而这些是条约里明确规定的。
德国恶性通胀的真正起因
拉特瑙被杀之后，由于对德国政治稳定的信心下降至凡尔赛和会以来的最低点，到1922年7月，在国际市场上，金马克与美元的比率降为1美元兑换493马克。帝国银行开始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满足尚未支付给英国的赔款要求，与此同时，维持就业，加强国内出口工业，以满足赔款要求。到当年12月，马克降到了1美元兑换7592马克的警戒水平。
1923年1月9日，赔款委员会以3�1的投票结果（在正式的记录中英国反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新成立的墨索里尼政府）通过决议，认为，德国没有履行好赔付义务，1月11日，庞加莱命令法国军队开进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森和其他城市，强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军队也象征性地参加了这一行动。英国假惺惺地谴责了这一占领行为，尽管1921年她曾威胁要采取同样的行动。
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反应，德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进行全面的消极抵抗。德国政府命令所有的官员，包括帝国银行职员，不执行占领当局发布的任何命令，工人不要到鲁尔的工厂和钢铁厂去上班。为了帮助罢工矿工和其他工人家庭，政府只能借助于扩大货币印刷。被占领的区域仅100公里长，约50公里宽，人口也只占德国人口的10%，但这个地区的煤炭、铁和钢的产量占德国总产量的80%，货运量占德国全部货运的70%，法国的占领造成了德国工业活动的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底，尽管法国军队和工程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整个鲁尔区的生产也只及1922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段时间超过15万德国人被迫离开被占领的鲁尔工业区，约400人被杀，2000多人受伤。
德国人的抵抗给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压力。法国占领军切断了鲁尔工业区与德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德国各银行和帝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资金，工厂和矿山的存货，全部都被占领军控制。抵抗期间，德国停止了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所有赔款偿付，对英国的赔款则不折不扣地交付了。
其结果是，德国的货币体系遭到了彻底破坏。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到1922年底，当法国庞加莱政府打算强行实施军事占领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时，马克的价值开始下降。到1月份鲁尔区被占领后，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已经降为18000�1。5月份之前，帝国银行采取了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才将货币维持在原有水平上。到5月，鲁尔的经济损失如此巨大，柏林不得不放弃拯救货币的努力。
从那以后，局面完全失控。到7月，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呈指数下降，降到了353000：1；到8月，这一指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4620000：1。这一跌势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对美元的比价指数达到了42000亿：1。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经过几个月的滞后期，德国的批发价格也开始反映出货币的崩溃。以1922年7月拉特瑙被刺杀后不久的价格指数水平为100，到1923年1月底，鲁尔区被占领时，价格指数涨了将近30倍，达到2785。7月，价格指数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74787，而一年前仅为100！9月，更是达到了23949000高点，最后到11月达到750000000000。所有人的存款全部变成了废纸。生活水平急剧下滑。一开始还有几个巨富，但绝大多数人彻底陷入了贫困。政府债券、抵押贷款、银行存款—所有这些都变得一钱不值。国家赖以稳定的中间阶层都成了贫民。
到1923年9月，由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领导的联合政府命令结束消极抵抗。1923年11月，德国政府与法国和其他占领军签署了一份正式协议。此时恶性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最高峰。签署这一协议只是德国为获得略有希望的援助而做出的缓兵之计。
1923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曾任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律师），向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提交了一份新的计划书，建议继续维持巨额赔款偿付，这种赔款自1922年4月拉帕洛危机以来一直摇摆不定。休斯说服总统，赢得了对与摩根集团有联系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将军的一项任命，这个人劣迹斑斑，曾收受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的贿赂。
道威斯后来成为道威斯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924年4月9日向盟国赔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计划。这个计划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包括精疲力竭的德国政府。5月，法国的庞加莱在选举中失败，赫里欧领导的内阁立即对道威斯的赔偿计划表示同意。9月1日，道威斯赔偿计划正式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第一次表明，凡尔赛后期，英美人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致的方式加强合作。英国人精明地认为，让美国人做舞台的主角更好，与此同时，英国人仍然保持对美国政策强大的影响。
道威斯计划是英美银行集团对德国财政和金融进行全面控制的再次加强。它比庞加莱的士兵要有效得多，但是只有以军事干预和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为条件才能保证其实施。
1923年11月，德国银行家雅尔玛.沙赫特被任命为货币局局长。这一段时期，沙赫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沟通频繁，沙赫特实施了地产抵押马克，这是一次以虚构的申报不动产为依托，促进马克稳定的尝试。11月20日，地产抵押马克稳定计划公布的那天，帝国银行总裁鲁道夫.哈维斯顿去世了（从1908年开始，他就一直是帝国银行的头），这只是一系列此类重大事件的开端。德国总理斯特莱斯曼和财政大臣鲁道夫.希法亭曾经几次尝试解除哈维斯顿的职务。个中原因很快就水落石出。
1923年12月4日，帝国银行的行长会议以压倒多数投票选举卡尔.赫尔弗里希作为帝国银行行长，接替去世的哈维斯顿。赫尔弗里希曾是德意志银行的前董事、战前巴格达铁路项目的总设计师。斯特莱斯曼及其政府却还有更好的人选。在1923年12月18日，斯特莱斯曼的意中人、英美摩根利益集团的朋友沙赫特被任命为帝国银行行长。实施道威斯计划的障碍已经扫清。几个月后，赫尔弗里希在一起可疑的列车车祸中丧生。
根据道威斯计划，德国要在至1929年的五年内付清赔款。但是至1929年末，德国的欠款反而比赔付开始时还要多。这就是由伦敦和纽约主导的国际银行财团有组织的抢劫阴谋。在德国还设立了特别基金作为对赔款支付的担保。在柏林，英美银行还安排了一个赔款总代理人，专门为他们收受赔款，这个人叫帕克.吉尔伯特，此人是摩根的合伙人，也是欧文.杨的门生。由于没有任何风险，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开始为德国提供巨额贷款，于是资金便以赔款的形式，加上佣金和利息，又源源不断地回流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这真是一笔好买卖。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信贷金字塔，而塔尖上先是坐着伦敦的银行，后来是纽约的银行。
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了10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从海外却借了186亿马克。1923年后，在蒙塔古.诺曼和他在德国帝国银行的同行沙赫特的指挥下，德国的战后恢复全部被英美的借款所控制。此时英美对拉帕洛条约会扰乱英美秩序的担心荡然无存，但是1929年当源源不断从纽约和伦敦的银行流入德国以维持赔款的信贷突然中止时，整个金字塔坍塌了。
英美的“红线协议”
至此，英美之间主宰世界金融和经济事务的权力争夺已息事宁人。引发世界十多年动荡的石油战争，也最终“停火”，正是这一背景，导致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英美石油卡特尔的建立，这个卡特尔俗称“七姊妹”。1927年，在壳牌石油公司亨利.德特丁爵士的苏格兰城堡阿奇纳卡里，和平协议正式签订。代表英国政府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现为BP石油公司）的约翰?卡德曼和洛克菲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埃克森公司)的总裁瓦特?提哥以打猎为名作掩护，达成了建立现代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卡特尔的协议。
他们的秘密协议正式称为1928年“既成事实”协议，或称为阿奇纳卡里协议。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巨头同意接受现有的市场划分和份额，同意制定保密的世界石油卡特尔价格，同意停止破坏性竞争和打了十年的价格战。两国政府在同一年批准了这一私人协议，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红线协议”。从此以后，英美人控制世界石油储备的霸权便形成了，少有中断。任何企图打破这一霸权的尝试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1927年，英国和被削弱的法国同意让美国人进入中东，并且对战时的秘密协议进行了修改以反映这一变化。从达达尼尔海峡往下穿过巴勒斯坦到也门，往上直到波斯湾，划了一条红线。区域内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红线内，三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划定了大部分延续至今的利益版图。在伊拉克，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和法国的法兰西石油公司（它“得到”了1914年以来原属德意志银行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份额），洛克菲勒集团获得了伊拉克油田75年的垄断开发权。科威特的油田则分给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美国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
到1932年时，英美的七大公司全部成为阿奇纳卡里卡特尔的组成部分。这七家公司是：埃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石油、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雪佛兰），以及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
随后，卡特尔制定了对付非卡特尔公司（他们称为“局外人”）的战略。根据卡特尔的协议条款：（卡特尔）认识到，应该将不受控制的经销渠道转变成受控制的渠道；基于这个考虑，建议“既定事实”协议各方（即阿奇纳卡里卡特尔成员公司）收购“既定事实”协议各方之外的活跃于市场上的分销公司，这样可以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卡特尔也做好了对付不听话“局外人”公司的准备，这一点很快变得清晰了。
毫无疑问，英美“特别关系”的脊梁是由对石油的控制支撑起来的。要采取哪些新行动，到目前为止，也一目了然。
英国的“希特勒计划”
凡尔赛和会以后，国际货币秩序一直不稳定，这一贷货币秩序是由伦敦和纽约�